看诗不分明（39）

　　《长恨歌》和《琵琶行》代表了白居易的最高成就。二者中我更喜欢《琵琶行》，觉得它更流畅，意境更疏朗，艺术上更成熟，同时去掉了《长恨歌》中教化的“杂质”，有浑然天成之感。不过，围绕《长恨歌》的议论，显然更有趣。 

　　《长恨歌》主题是什么？从古至今看法不一。学院派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讽喻说，二是爱情说，三是双重主题说。此外，还有皇家秘闻说、怀念初恋说、时代苦闷说、主题模糊说、三重主题说等等。（孙明君评注《白居易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22-23页） 

　　孙明君的解释是“写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悲剧，玄宗以纵情误国，玉环因恃宠致乱，诗人对他们的悲剧遭遇寄予无限的同情……”（同上，6页）这话太跳跃，有点费解——一个纵情误国，一个恃宠致乱，那么悲惨下场不是咎由自取吗？诗人为何要无限同情？ 

　　“悲剧的制造者最后也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饶芃子语，《唐诗鉴赏辞典》）这话正好可以补上“荒唐”和“同情”之间的桥梁。 

　　就我看到的，似乎还可归纳出“传奇影响说”。清何焯就说此诗“是传奇体，然法度好，风神顿挫”。陈寅恪也说：“《长恨歌》者，虽从一完整机构之小说，即《长恨歌》及《传》中分出别行，为世人所习诵，久而忘其与《传》文本属一体。”有人继承这一思路，认为白居易“……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传奇的影响，写成了一首传奇体的风情诗。”（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版）传奇者，小说也。这种观点指出了这首诗故事性强和包含虚构的特点。 

　　《长恨歌》是写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这一点不用怀疑，但感情倾向前后是不统一的，前半语带讥讽，后半渐渐同情，最后无限惋惜哀伤。从开头的“汉皇重色思倾国”到结尾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之间，简直是千山万水。也因此，“讽喻说”从来坚持开头是全篇纲领，而“爱情说”则认为结尾方“点出全诗主旨”（见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2007年版，76页）。至于说“该诗所尽力呈现的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互相思念与眷恋，已不仅是一个帝王对妃子的幸顾，或一个妃子对帝王的感恩，而是更具普遍意义的一对沉浸于爱情中的男女的无限相思，是一种已经超越了男女双方本来身份与地位的真挚感情。诗人所痛惜的，……是那种极易引起人共鸣的刻骨铭心的爱的永远消逝。……其深刻性，在于以一个帝王的爱情故事，映现了根植于人性的情爱的普遍性，以及这种情爱面对动荡政治时的无奈和脆弱。但另一方面，又显示出了感情世界可以具有比物质世界更为长久的生命力，所以，当天地消失时，由情所派生的‘恨’却仍会永远存在下去。”（陈正宏语，出处同上，77页）如此看法由爱情抵达了人性，周全而透彻。 

　　但，白居易自己可能不曾想得这么清楚吧。我相信他本意是要写一首“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的劝诫诗（就是要指出他们如何不靠谱、危害如何严重，给后人做反面教材），真心要讽喻、要教化的，只不过读者的阅读效果和他的主观动机基本背道而驰了。之所以说“基本”，而不说“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情感也是矛盾、倾向也是游移的，本来是要批判李杨的，但写着写着，成了写真正的人和真挚而悲惨的爱情，作为一个诗人不可能不被这样的人和感情所打动，于是白居易自己陷了进去，等到杨玉环死后，诗人已经陪着玄宗伤心不已，最后“绵绵无绝期”之恨铸成，这“长恨”，就不仅属于李、杨，也属于作者了。而且，因为哀感顽艳、回环往复的抒写，也属于千千万万读者了。 

　　从创作规律来说，这又可以看作作者理性动机和真实情感冲突的结果；按照白居易自己的分类，则可以说是：本意“讽喻”，结果“感伤”。若要我说，这分明是一次正统理念与浪漫情怀的对决，结果是正统理念溃退，浪漫情怀胜利了。 

　　诗人本“发乎礼义”，但扭不过人性与美感，最终“止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