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人异常兴奋。英国首相皮尔宣称：“这年的好收成和中国条约的消息，把英国从困难和痛苦的可怕境遇中拯救出来。”璞鼎查宣称：“（中国）已为英国的纺织业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广阔，以致兰开夏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给它一省的衣料。”英国纺织业中心曼彻斯特的资本家们更是“一想到和三万万或四万万人开放贸易，大家好像全都发了疯似的。” 

　　发疯的结果当然是碰头。英国一个商行，向中国输出大批刀叉；另一家商行，向中国输出了大批的钢琴，结果后来所得利润，居然不够抵偿运费。至于纺织品，除了上海，其他地方也没有什么销路。十年之后，英国人发现中国人消费的英国产品还赶不上荷兰的一半。英国七千万镑的生产总值中，中国只接受了两百万镑。中国作为英国的一个顾客，其重要性竟然比不上西印度殖民地、意大利诸国和附近的岛屿，或是一个大一点的欧洲国家。马克思甚至认为，英国1847年的经济危机是中国的这种需求不足导致的。问题在于：中国人为什么对英国商品需求不足，马克思认为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鸦片贸易的影响。马克思说：“中国人不能同时购买商品与毒品；在现实情况下，对华贸易的扩大变成了鸦片贸易的扩大，而鸦片贸易的增大与合法贸易的发展是不能相容的。” 

　　第二，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阻碍。马克思说：“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就是说，中国的农业与手工业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节约，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 

　　问题是，一般的英国人，既没有马克思的头脑——即使有此头脑也不认此理，更不认同个别英国人的发现——即使有此发现也要用其他法子弥补。1847年，英国下院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中英贸易情况。调查报告承认：“贸易上困难的发生，不是由于中国对英国制造品的需要不大，也不是由于别国日益厉害的竞争……鸦片烟款的支付……吸收了银两，这就对中国人的一般贸易大有妨碍。”他们承认，鸦片贸易损害了中国人的正常消费能力，但是这并不构成英国禁绝鸦片贸易的动力，相反，政府中一直有人主张鸦片贸易的合法化。 

　　当然，在那个时候，鸦片贸易顶多会遭遇教会组织及教会人士的道义上的谴责，政府不会、也不能运用权力进行任何干涉。于是乎，英国只能滑向如下思维：贸易的发展问题只能从中国方面考虑。问题在于：中国方面有什么问题呢？英国人认为：《南京条约》确定的范围过于狭窄，让步过于有限。还有，英国人在中国做生意，遭遇了中国的歧视和反抗，清政府鼓励他们猜忌排外，从而秘密地间接地抗拒外国制造品的推销。结论：新的战争马上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