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正就读于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当时学校提倡和苏联朋友结对通信。我在莫斯科出版的《青春》文学月刊上读到一组抒情诗，作者叫卡扎柯娃，看其题头照片，是一位很雅秀素朴的姑娘，“作者简介”只说是23岁，乌克兰一个林业工作者，没说详细地址。我用俄文给她写了一封信，表示很喜欢她的诗，说我也是一个诗歌爱好者，愿意和您交朋友，向您虚心学习。信我是直接寄给莫斯科《青春》编辑部转的，抬头有礼貌地称卡扎柯娃为“亲爱的苏联姐姐”（是年我18岁）。寄的是平信，里面附有几张印有上海风景的明信片，邮资是四千八百元（旧币，合新币四角八分）。为寄这国际信件，我专门乘1路电车从东江湾路跑到地处苏州河北岸、离新亚酒店不远的北四川路邮局（一般小的邮政支局不能寄国际邮件）。“平信”是走陆路。那时上海至莫斯科坐火车来回至少20天。不可思议的是，我的信寄出后也就是20天，居然就收到了卡扎柯娃热情的回信，说我的俄文信写得很流畅，但有一个小小的语法毛病；她说她不懂中文，希望我把我的诗直译成俄文寄她，她会根据意思帮我改写并谋求发表，信里还附有她那里的几片树叶标本和一小束干草。现在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原因，我竟然没有给她再回信，是嫌邮费太贵吗？（当时我在铅印校刊上发表一首诗稿费仅1万元（合新币1元，相当于三天的伙食费）抑或是学校对与国外通信有新的说法了？

　　遥隔数千里云山的苏联姑娘卡扎柯娃一定等我回信等了很久很久。我让她失望了。真对不起她呀。

　　现在这位“亲爱的苏联姐姐”若尚健在，当是年届八旬的老太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