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每月总要积累一大堆看过的报刊，有赠阅的，也有我掏钱买来的。譬如《参考消息》，逢到有重大国际纠纷发生的时候每天总去买一份。又譬如《南方周末》，多数每期都买，但有时看看封面上的目录，没有我感兴趣的题目就不买了。再有就是星期日的《东方早报》，因为这一天有专刊“上海书评”，也买。说来惭愧，书评上说的那些书，我大概一本也没有读过。但并不妨碍我琢磨这些文章的“弦外之音”。此外，专刊中还有名家写的随笔。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种文体，自己也学着写，总写不好，盖才情学识欠缺耳。

　　今年2月26日这一期，有古籍出版社原总编辑钱伯城写的一则随笔，大题目叫“问几个‘会不会被代替’”。首先，一看到钱老的署名，就有一种“如亲芝宇”之感。再看文章，看到第三个谈真话与实话的问题，更觉意趣盎然，旋又觉意犹未尽，想打个电话给钱老，再讨教一番，何况与钱老已好久不联系了。

　　正当我转念之际，想不到那天上午，钱老倒先打电话来了，为的是核对我家地址，要寄份东西给我看看。我立刻领悟，问是不是在《东方早报》写的那篇，已经看了。钱老听了，口气好像有点意外的欣喜，接着便在电话聊了一会。钱老家里本来有晚报，不知怎么会停了，不过现在又有了。他很关心我的近况，也关心我写的那些不成气候的东西。

　　晚报正纪念复刊三十周年。须知在复刊初期，钱老也是作过贡献的。经陈榕甫先生的约请，钱老以“成柏泉”的笔名，在“夜光杯”发表了好多的文史小品。那时我同钱老还不认识，直到1988年开始我们每年一起去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代表会议，又同在一个组，才渐渐地熟悉起来。去年故世的周海婴那时也是上海选出的代表。他家在北京，但在代表团的驻地，也为他安排了床位，供他休息，与钱老同一个房间。几年以后，我们都退下来了，海婴转任全国政协委员，有次来上海，钱老在家里请他们夫妇吃中饭，邀我作陪。这次我得以参观了钱老的新居，印象最深的是那间轩亮的书房，可惜只是远远地瞄了一眼，没有来得及去浏览一下他的藏书。

　　有件事现在说说大概没有关系。那一年去北京开会，这一天是全团在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某位中央首长前来参加。大凡在这样的场合，代表们都尽量少发言，而把时间留出来聆听首长的讲话，希望能得到一些信息。记得是首长讲完话，问大家还有没有问题，在片刻的沉默后，钱老忍不住提出了关于私营经济发展的问题，首长当即作了回答，说些什么已经忘了。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至今难忘的是我真佩服钱老作为一介书生在那时表现出来的勇气，尽了代表的职责。

　　我还记得那时钱老每次从房间里出现在大家面前，总收拾得整整齐齐，西装领带，搭配得宜，显得严谨而儒雅。吴贻弓先生就向我赞赏过钱老的风度。

　　这次在电话中，钱老问我近年出了什么书没有？我如实回答没有。于是他要我复印几篇近年写的东西寄给他看看，我自当照办。可是等把复印件装在信封里写好地址后，又迟疑起来不好意思寄出去。我自知我写的全是“速朽”之作，当时自觉有点意思，过些日子再看便觉“呒啥道理”，不是故作谦虚，而是干“报人”这一行的无奈。我只说我，不说别人。

　　钱老说他倒出过一本。能否寄赠给我呢。在记忆中，钱老这几年写过几篇大文章，剖析某些人物某些事件，详征博引，功力深厚，是我应该好好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