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省委常委会取得了认识上的统一

　　高大而生性倔强的范明当场感动得热泪盈眶，嘶哑着嗓音说：“马书记，我代表赵寿山老将军和三十八军全体官兵，向你和省委致敬。”说着，满头白发的范明，立正敬礼，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们。

　　这更使马文瑞心情难以平静。为了此案，许多人含冤而死，范明将军被无辜关押了十多年，在牛棚里愁白了头。对于像“三条黑线”这样的大冤案，光发一纸平反的文件怎么能行？他觉得应当让全社会都知道才对。

　　当晚，马文瑞撰文写道：“‘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和林彪、‘四人帮’及其在陕西的代理人，沆瀣一气，诬蔑陕西地下党是‘叛徒党’、‘第二国民党’，把不少在地下斗争中作过重要贡献的同志打成‘叛徒’、‘特务’、‘土匪头子’，以致关进监牢，横加凌辱，整病、整死。这个大冤案，现在已经翻了过来……”他高兴的心情，充溢在字里行间。

　　陕西地下党，由于杜衡等领导人指导工作的失误，以致被捕后叛变的情况，就被污蔑为“假党”，株连了许多同志。马文瑞对此案很重视，经过深入调查，对陕西地下党，省委作了这样的评价：“陕西地下党在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陕西地下党组织是革命的、富有战斗力的，广大党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在马文瑞的过问下，彻底平反了这一冤案。一次他在省委拨乱反正会议上讲：“一个党的组织，决不能因为个别领导人犯错误甚至叛变，就否定这个组织，否定全省的成员。如果这样，那我们党的历史将如何评价？就拿陕西地下党组织来讲，毫无疑问是好的。李先念同志1946年率中原解放军突围到商洛、去延安，都是陕西地下党的同志由商洛一站站护送到延安的。李先念同志一次见到我说：‘在陕西地下党的掩护下，我有一种身在解放区的安全感。’这怎么能说它是个坏组织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观点宣传到全省人民中间。”

　　1979年1月31日，根据马文瑞的意见，《陕西日报》以《陕西地下党是好的》为题，用大量的陕西地下党组织的历史功绩有力地批驳了“文革”中对它的诬陷。

　　推倒了“三条黑线”，省内普遍关注的“七十三号问题”也得到了彻底公正的解决。七十三号即西安市建国路原省作家协会大院，从1967年3月到1975年4月，省革委会在这里办了一个“监护管理所”，实际上是个监狱，凡关进去的，都当敌我矛盾处理。这里先后关进去55人，其中西北局部长以上，省委书记、省人委副省长以上干部28人，省级副厅长以上、西安市委书记、市人委副市长以上干部24人，他们分别被关押了六七年以上。在马文瑞的亲自过问下，1979年5月13日，陕西省委印发了《关于“七十三号问题”的调查报告》，称“这是一起重大冤案，省委决定，为这一冤案彻底平反”。

　　在平反“三案”的过程中，马文瑞发现农村基层干部中有很多“四清”中造成的冤假错案。如洛川县在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上半年的“四清”运动中，处理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1800多人，占大队、队干部总数的50％以上；18个公社书记撤换了16个；补划了300多户地主、富农成份。从1957年以来20年中搞了11次大的政治运动，从县到生产队四级干部，一共整了一万多人。全省此类情况不少。对于这样量大面宽的问题要不要涉及，中央没有明确精神，省委当时的意见也不够一致。马文瑞就此有自己的认识。他在一次常委会上讲：“我们共产党人永远都要本着‘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原则。有错必纠，这是我们的本分，而明知有错却视而不见，这就是错上加错了。”

　　他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省委常委会取得了认识上的统一。1979年1月16日，陕西省委发出通知，指出这些案件是在运动中大面积产生的，明显地违背了党的政策，群众和干部早就不满意，意见很大。通知要求各地应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把“社教”以来错划的地主、富农成份纠正过来，把对干部的错误处分，一律改正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