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落榜后，我去无锡投奔一个远房堂叔。他在无锡教育学院当门卫。堂叔让我跟一个老木匠当帮手。可是我并不会木工手艺，师傅就让我举个小木牌，蹲在路边接活。

　　在路边蹲到晚上，我再回到教育学院。堂叔悄悄安排我跟他孩子的大舅同住。大舅是学校的清洁工，负责打扫教学楼的厕所。他40多岁，不过看上去要大得多，总是黑着一张脸，不跟我说一句话。进出的时候，把门关得乒乓直响。因为这个房间原本是他一个人住的，嫌我妨碍了他。

　　我不是学院的工人，偷偷住在这里，不能被人发现。看管宿舍的老头很厉害，每一个从门口走过的人，他一抬头，就能看出是学生、员工，还是外面来的陌生人。如果是陌生人，就会细细盘问。所以每次进来，我都得在门口窥视半天，等他转身了，跟人聊天了，或者有一堆人一拥而进的时候，我便低着头贼一样混进去。

　　第二天一起床，我要赶紧收拾好床铺，把被子、席子叠好卷好再捆好，放在墙角。不能让人看到这床上有人住的痕迹。白天，大舅就把他清扫厕所的工具，摆放在我晚上要睡觉的床板上。碍于堂叔的面子，他没法直接赶我走，他是想用这种方法逼我走。可是我又能去哪里呢？

　　我每天起早摸黑，匆匆忙忙，其实就是找一个人来人往的路边蹲着，傻傻地举着个写着“木工”两字的小木牌。经过的人，只是偶尔用眼睛的余光扫我一下，没有询问，没有轻蔑，甚至连厌烦都没有，只是一种空洞与无视，我就像身旁的这一排粘满灰尘的冬青树。等待中唯一的波澜就是戴大盖帽、戴袖章或者其他什么人来赶，多数时候我总能逃走。上学时，我是高中部200米跑步的第一名。偶尔他们也能抓住我，就把我手上的木牌抢过去，放在脚下一阵乱踩。等他们走了，我回头重写个，还在路边蹲着。我只是蹲着，我没法去跟任何一个人搭讪。

　　天黑了，我回到教育学院，在食堂吃过饭，就到操场边上坐着，默默地看操场上的人一圈圈地跑步。我回不了宿舍，回去早了，大舅不在，门锁着。我只能坐在操场边推算着，大舅是不是打完牌了，回来了。是不是又把他的那些打扫厕所的工具，一样一样地，放到我的床上了。

　　是不是已经躺下来，睡了。操场上的人越来越少，夜渐渐深了，操场变得空空荡荡。我很希望能有一份工作，随便什么都行，我可以不要工钱，只要给我一个住处。

　　在夜色的掩盖下，我匆匆溜进宿舍。从宿舍大门到房间，要穿过长长的走廊，这是很紧张的一段路，每次，我都飞一般过去，脚步轻快无声。房间的门虚掩着，我轻轻推开，大舅已经睡了，打着鼾，满屋子的酒气。我不能开灯，吵醒了大舅，他会骂我。我摸索着把他放在我床板上的橡胶手套、水桶、通厕所的铁钩一件件拿下来，轻轻放在地上，再轻轻地在床上铺好报纸，放下席子。

　　总算在席子上躺好身子时，才长长地吁一口气。可是又久久不能入睡，大脑里总是大舅黑而冷的脸，像电影屏幕上越来越大的特写镜头，直朝我扑过来。

　　离开家的时候，母亲给了我100块钱，让我吃饭。我在校门斜对面的小卖部买了一盒“红塔山”，昂贵无比。找到机会，我就给大舅递烟，可他总是伸出手来，缓缓却有力地把我的手推开。他不肯抽。他看不起我，嫌我没出息。烟就这样带着，后来霉了。

　　我在江南大学找到工作之后，就再没见到大舅。前不久，听村里人说，大舅死了。死亡，揭露了生命原来的本色，一阵辛酸涌上心头。这是我自己都无法理解的。

　　大舅从教育学院回家之后，一直被家人数落。去年的大年初二，有人在村口碰到他，他背着一条被子，淌着眼泪，说到一个“泥浆泵”的工程队去给人家烧饭。这一去，他再也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