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写《沙滩的住》，汪曾祺忆西南联大的《新校舍》，梁实秋论雅舍，丰子恺谈缘缘堂。这些感情的基础，都是住缘。

　　我住过的地方也不少。

　　最高级的，是朋友邀请，住进阿联酋的“帆船酒店”。让人琢磨不透的，是房间里控制窗帘、电视、灯光、音响等的遥控器。我想看电视，却把窗帘拉开了。

　　也因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住过湖南7元5角一晚上的大通铺。用电脑包当枕头，狠狠心，把自己“砸”上通铺，闭眼就着，居然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醒来，通铺上仅我一人，赶车的都比我勤快。

　　因为“体验式采访”，住过上海中远队的宿舍。第二天像模像样地参加球队跑步，范志毅见了问，你怎么来得这么早?还住过根宝在崇明的宾馆，看根宝黎明坐在河边钓鱼，等小运动员出来跑步。近70岁的人了，不容易!

　　2002年世界杯，我从汉城到光州采访中国队。晚上发完稿没地方睡觉，与摄影一起住进了情人旅馆。进去一看，中国、外国同行都有。有的更惨，在按摩床上迷糊了一晚。决赛前，为了“堵”住德国队的巴拉克和诺伊维尔，我还住过韩国赌场的宾馆。结果巴拉克不愿意接受采访，诺伊维尔走出赌场后说了几句，写了一篇文章，值得。

　　2006年世界杯，为了赶稿，也为了次日采访英格兰队和瑞典队的比赛，我在科隆大教堂下的小酒馆里，凑合了一宿。那晚，我把科隆啤酒喝成了“卡布奇诺”，吞进吐出。

　　以前老觉得，“上海地铁为什么不能24小时开通”。5年前，在地铁值班室住过，看着检测列车、轨道等一道道程序，比白天运营还要紧张。然后知道了，有的时候，少一点就是多一点，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半年前住过工地，施工企业安排住进接待家属的“鸳鸯房”。这一天晚上没睡好，因为隔壁的隔壁的隔壁房间，一对农民工小夫妻看了一晚上的《潜伏》。农民工“鸳鸯房”的隔音效果这么差，真的让人感叹，“以人为本”是多么重要啊。

　　住过这么多地方，最喜欢住的，当然还是家里。处处无家处处家，这是一句无奈的话。据说周总理出访，总爱带着自己的被褥，他怀念的，恐怕还是西花厅的一树海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