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暮年，不免会有孤寂颓唐之情。想到《世说新语》有一则故事，称：晋太傅谢安说：人到中年容易因生活中发生的事而动感情，遇到与亲友离别这类事，就会好多天心情很糟。王羲之却说：人到垂暮之年，这种现象是很自然的，正好寄情于音乐弹奏吹唱来宣泄陶冶性情。就怕年轻人不理解，减少了快乐喜悦的情趣。他们两人心态不同感受不一，显然王羲之比谢安要豁达多了。有一天，我在无意中读到今人金宏达君新著《金顶恒久远》，是一本随笔集，作者在序言中说：“人的一生，其实许多时候都在‘出逃’；从既定的生活形式与界域‘出逃’，从已有的知识与经验范围‘出逃’，从凝固的心理与思维框架‘出逃’……”联系到谢、王之说，读来心中为之一惊！

　　其实，人在旅途无论何种年龄，也无论主动还是被迫，不如意事常二三，总是要孜孜矻矻地一路走去；即使遇到种种困顿曲折也在所难免。就像金宏达书中描写的，他游峨眉山，不到金顶心有不甘；科技发达已给人省心省力，有缆车就无需挥汗攀登，但总还有一段石阶要走，仍需不时自励和发力。殊不知这时已丢失了多少攀越的情趣和目不暇接的美景。人们就这样，既不肯放弃登上金顶拜佛极目看世界的机会，又在绝壁千仞前的舍身崖上不寒而栗，赶紧回头抽身早，长叹，自娱，“出逃”，都是绝招！

　　金宏达是“文革”后也是一九四九年后第一批文学博士之一，我认识他时他还是在读的博士生。后来他任教于大学，不久从政做过准高官，后又出逃回到母校亦文亦官，旋又转身亦文亦商……但始终用心于文学研究和写作，是位资深的现代文学专家。他是最早编辑推出张爱玲文集、大陆的张爱玲热、张学、张迷的始作俑者和推手之一，也是最早编辑推出徐訏文集的第一人，著有关于章太炎、鲁迅、张爱玲研究等等专著多种。我与金君接触属于不疏不密的君子之交，一年也见不着一两次，他这些进退出入的经历虽多是耳食所得，却使我瞠目结舌。因为他既如世俗未能忘情于攀登金顶，又如自己说的“好动”而频频“出逃”。一旦遇见听他聊天，无论国事家事，无论成败，他都是快活地畅怀呵呵笑。他在人生历程中似乎总是处在体验、感悟、甚至享受的状态。所以他兴之所至，随遇而为，无论荣辱得失中都透着机敏和揶揄，似乎人生本来就应是以这样平常心来对待。

　　就说他这本随笔集《金顶恒久远》，里面写到“文革”中他的遭遇就是这样例子。当吴晗被全国声讨之时，他还只是一位大学生，在班级开会时不经意说了一番对这种批判不服气的话，就被上面看中让他写成文章拿去发表在中国第一大报上署名“时汉人”，就这样糊里糊涂中了诱敌之计，成了名噪一时的反面靶子。从此，被揪出批斗，拳打脚踢，吃尽苦头。他感到性命受威胁时就从学校出逃，漫无目标地进行一次冒险的逃亡生活，爬上装满煤的罐笼车“逃票”，到处无人敢收留他，他却去游了庐山，忽然又“兴起”写信给学校报告自己的近况。回到学校喘息未定就被揪斗、挂牌子、在校园里游街、“暴打一顿”……他讲述这些倒霉往事时充满了自嘲和反讽，语调是轻快的，快活的，是非爱憎是分明的，但没有仇恨和嫌怨。又因为他的反动言行，毕业了先罚去部队“锻炼”，后去干校改造，如此又荒废了两三年，不管生活多苦劳动多累，受批判，烧锅炉，他还是这副轻松快乐的状态，还有心欣赏野趣和渔姑。可以想象，当他有了声望和身份游走在中外名胜时，他却是另一番感受。他想起自己出生地是秦淮河畔桃叶渡，多么美丽而富有诗意的地名，记忆中却是“幽咽”的箫声，在“河上飘散，分外凄清和诡秘”，而非今日所见新搭的布景似的喧嚣秦淮。他在兜率名寺见到的没有雕饰华彩，却有点简朴、破败，饶有古意，还保持了一份“净土”的品格。他在辉煌的吴哥窟前，想到的是向文明的微笑朝拜。他写了许多耆宿名师，看到的是他们身前身后的寂寞事。他从张爱玲展示的繁华海上旖梦中感受到更多的是她自己承认的“人生的苍凉感”和相连的“细腻而丰富的人生趣味”。

　　这些饱含着浓重的文化韵味的文字，没有矫情，没有夸饰。即使“岁月如浮云，生活更碎片”的人生，只要心里祛除魔障，就不是苦旅，是温馨、豁达，是真性情、真胸襟，也显现了作者的真才情，才有笔下生风的快乐的“出逃”。这“金顶”“出逃”其实接近钱默存先生的“围城”的寓意，比起长叹和寄情自娱确有另一番睿智和胜处。

　　这也许是现代人的情怀，连我这个年迈人也会欣然点头称是，学一点快活的“出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