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我的文学创作起步是从上海文艺出版社开始的。“文革”那些年中，上海只有一家正规的出版社，叫上海人民出版社，它是把上海原有的好几个出版社合并在一起组成的，文艺出版社自然也在其中。

　　1972年春，出版社老编辑郭卓到我所在的黄山茶林场组稿，当时我在场部文艺小分队编节目，场政宣部门就推荐我去见郭卓。原来出版社要出一本反映农场知识青年生活的小说集，便到隶属上海农场局管辖的各农场组稿。说实在，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想到过要当作家，只是像完成政治任务一样，连夜写了一篇四千字的散文，内容是反映黄山茶林场知青艰苦奋斗开荒山、辟茶田的事迹。交给郭卓后，郭卓认为文字清新，也自然，说带回出版社再作研究。之后好几个月并没有消息，我也没在意。次年春节回上海探亲，老郭来找我了，说我那篇东西可以用，只是要修改，文章有生活气息，却没有反映阶级斗争的内容，要加一条线索。当年在农场，“阶级斗争”是很频繁的，一会儿清查“五·一六”，一会儿是“一打三反”，我也没好意思告诉老郭，我们这批从向明中学去黄山茶林场的同学差点成了“五·一六”小集团，沦为“阶级敌人”。我只是臆想出一个蓄意破坏知青开荒山的阶级敌人，结果当然是以知识青年大获全胜结束。文章交给老郭后，我又回农场了。当时一心想着如何从农场上调回上海工作，早把这篇文章的事忘记了。

　　1974年初，我上调回到上海，老郭又来找我了，我真是难却老郭的盛情，便按提出的修改意见作了修改，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前后共修改了八次。最后一次交上去，我对老郭说，这次再不行，我实在改不动了，放弃我吧。老郭却不肯放弃，她将这一堆文字带给资深编辑谢泉铭去看，老谢将我八次修改稿中抽出能用的部分，修改润色，便有了我的处女作小说《小牛》，收进了反映农场知青生活的小说集《农场的春天》。

　　我永远不会忘记郭卓与谢泉铭两位老师，是他们把我逼上了文学之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我刚从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在《萌芽》编辑部做小说编辑，自己也写了不少中短篇发表于各文学杂志。那时上海文艺出版社已经恢复建制，拟出一套青年作者的《萌芽》丛书，我有幸也在其中。记得那年我先生出国留学，为我办好了陪读的全部手续。可当时我已经喜欢写小说了，有出版小说集的机会岂能放过？便放弃了去美国陪读的机会。那是我第一本小说集，很稚嫩的书名：《金泉女和水溪妹》，其中的小说大多仍是写农场知青生活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完成长篇《我们曾经相爱》后，便交给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张贺琴女士，这部长篇被列入了文艺社的品牌丛书“小说界文库”。令我难以忘怀的是那次签名赠书，当时陆星儿也在文艺社出版了《精神科医生》；我们这两本小说都是反映知青回沪后的生活的，文艺社编辑便策划了一次为老三届读者的签名赠书活动，就在绍兴路上海文艺出版社读者服务部门前。闻讯而来的读者从中午开始就排起了长龙，一圈一圈地绕，幸好那时绍兴路上车辆还不多。我和星儿从午后一点开始签书，一直签到傍晚六点，天色昏暗下来，路灯都亮了，人群还没散。记得当时读者服务部的书赠光了，我还叫出租车回家将自己存的书拿过来，继续签赠。我们不是明星，我们只是和买书的读者心心相通，那时我深深为文学的魅力而感动。

　　及至2008年下半年，我将花了五年时光写成的《长街行》交付给上海文艺出版社。签合同前，郏宗培总编打电话问我：“你对出版有什么要求？”我说：“没什么要求，只希望书出得好看些。”郏宗培说：“谢谢你对出版人的理解。”《长街行》出版后，获得较好的社会效应。思前想后，我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如今的时代社会价值观与二十年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出版《长街行》这样近六十万字的文学书是要有眼光与胆识的。我还要感谢我的责编丁元昌先生，在这样浮躁的时下，耐下心一遍又一遍审阅我漫长的稿子，并提出剀切中理的审读意见，方便小说得以问世。

　　回想我近四十年漫漫文学之路，上海文艺出版社始终像我的娘家人一样，陪伴着我。

　　明请读一篇《最明亮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