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自封”小学校长

　　“吕型伟是上海教育的‘活化石’。”这是教育界的公认——他1918年生于浙江新昌。17岁时在家乡的一个山沟沟里“自封”小学校长，带着一帮小孩子学文化。他于194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师范学院，解放前曾任上海省吾中学教师、教务主任。他1949年入党，上海解放后参与了对旧教育的接管、整顿和改造，并出任过市东中学校长。吕老从1978年10月起担任原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直至1986年5月离休。

　　在这期间，上海普教界几乎所有的重大改革与发展，都渗透着他的思想与理论。1986年离休后，他又长期担任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教育学会会长，担任了“八五”“九五”“十五”国家级重点课题《21世纪中小学教育模式的研究与实验》课题总负责人。吕老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为“亚太地区普教专家”（全国只有两位）。

　　争取高考“指挥棒权”

　　曾经在吕型伟身边工作过的原市教委教研室主任王厥轩披露了一则“轶闻”——吕老在任时曾力主并完成了上海高考的自主命题。

　　说起当年的这段好不容易争取来的高考“指挥棒权”，不得不称赞吕老的眼光和智慧。有一次，吕老有机会面见时任的教育部部长，故意把话题引向了高考。他对部长说：“高考众口难调。中国这么大，一个省就比欧洲的一个国家还大。怎么能用一张考卷来录取考生？况且中国各个省的教育厅长都是内行，为什么不能把权力下放到各个省教育厅？倘若全国推行很难，能不能先选几个省试一试？”经过几番进京游说自己的主张，终于，上海成为全国首批获得自主高考的地方之一。

　　“太听话”不会有创新

　　吕老生前曾与多位教育界的专家讨论过一个问题——上海的教育或者说新中国的教育，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怎样评价都是不为过的，但为什么培养不出出类拔萃的世界级人才？

　　据王厥轩回忆，当时吕老一针见血地说：“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但许多方面不全是教育的问题。比如，中国人对孩子的教育，非常强调两个字：听话。在家里，听家长的话；到学校里，听老师的话。然而，过于听话是不可能有个性的，太听话产生不了创新。”吕老接着说：“你看看我们的课程改革，一是基础要求过高，二是搞平均主义、划一主义，三是求全责备，求同去异，扼长补短。因此我主张‘基础分流，弹性管理，多元发展’，主张‘允许落后，鼓励冒尖’，只有这样，各类、各层次的人才才会脱颖而出。”讲到这里，吕老提高了声音，加了一句：“特别要爱护奇才、怪才、偏才，甚至狂才。”　　本报记者  王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