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进京务工人员杜宝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得知，他于2004年7月至2005年5月，在北京真武庙路同一地点违反禁行标志105次，均被“电子眼”拍摄记录在案，须交罚款10500元、交通违章记分210分。该案件一经媒体披露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论，并由此形成了两派完全不同的观点。一方以北京市交管局为代表，认为非现场执法符合法律规定，是交管部门针对交通违法行为采取的一种执法手段。并且可以对违法者产生巨大的威慑力，有利于违法者养成良好的交通习惯。另一方以法学界的一些学者为代表，认为105次的处罚行为有悖于行政处罚法的目的。因为道路安全法是根据行政处罚法制定的，行政处罚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罚款，而是制止交通违法行为的发生，以维护正常的交通秩序。

　　在本案中的焦点问题是105次处罚的正当性。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电子眼”拍摄记录的目的是什么？事实上，“电子眼”是为实施行政处罚提供事实认定的证据，起到留存证据的作用，其与行政处罚的关系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而行政处罚的目的是，通过给违法者以警示教育促使其及时纠正违法行为，进而维护正常的交通秩序。行政处罚与纠正违法行为、维护交通秩序又是一对手段与目的的关系。纠正违法行为则更深入实现了法的目的，即促使自觉遵守法律，不去违法。但在此案中，杜宝良在长达11个月的时间内连续违规而对自己的违规行为毫不知情，不仅《行政处罚法》明文规定的告知制度没有得到贯彻实施，处罚的警示教育和及时纠错作用更是未有体现。105次罚款实现的只是罚款，并未实现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和维护交通秩序的目的，其手段已背离目的。究其原因就是行政执法机关“懒政”、不作为。事实上，不管什么样的执法手段，都应该服从并服务其执法的目的，体现所执之法的立法精神和正义价值。任何时候，监控和处罚都不是执法的最终目的，只是达到执法目的的必要手段，以罚代管不仅不能实现执法的本意，达成社会秩序，更会造成执法的惰性，破坏法律的严肃性。105次罚款，让我们看清了当手段背离目的后，其制度执行中的非正义一面。

　　这个案件给我们的启示有三点：一是，好的法律规定如不正确执行，也会走向反面，丧失其正义性；二是，法律制度设计中，手段一定要为目的服务，才能保持其正义性，执法方式永远要服从、服务于依法行政的目的；三是，立法应当平衡管理相对人的义务与管理者的责任，即权责应相统一，只规定相对人义务不明确管理者的行为规范，不够完善。(本栏目由上海市行政法制研究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