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彬被免职后，家里整天传出夫妇吵架的声音。夫人也不怕家丑外扬，跑到太太们的交际圈里宣扬陈彬纳有小妾，在外金屋藏娇。而陈彬则以“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为由离家出走。在外人眼里，这是一场喜新厌旧的婚变剧，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其实，这是为麻痹日寇而设的障眼法。在家庭矛盾的掩护下，陈彬离家出走回到广东。陈彬夫妇是一对恩爱伉俪，平时相敬如宾。夫人温斐女士虽然与丈夫难舍难分，但为把这出假戏演得逼真，只好独自带着四个幼儿暂留苏州，忍受离别之苦。 

　　刺杀日酋  血洒马骝州岛 

　　抗战时期，交通不便，信息传递十分困难。陈彬到广东后，虽然定期给苏州家眷寄生活费，但对于他的工作情况所知甚少。直到抗战胜利，陈彬仍杳无音信，夫人携四个幼儿千里寻夫，从上海登船到汕头，历尽艰辛，回到广东老家。 

　　到广东后，温女士在温仲琦、温启民等家乡亲友的协助下，多方奔走，直至电告南京政府查询。不久，从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将军处传来消息说，1945年4月陈彬为了刺杀日本高级将领柴山醇，已经以身殉国。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将温女士惊得天旋地转。 

　　原来，奉命回广东执行策反任务的陈彬，抵达广州后，立即受命潜入敌营，出任伪广东省海防司令，并积极联络抗日志士及伪军，充实自己的力量，准备策应国军反攻。不久，组织即命令陈彬设计暗杀日军将领柴山醇。柴山醇时任日本华南派遣军特务机关长，并兼任汪伪政权最高军事顾问。陈彬明白，成功刺杀日军重要将领，自然具有擒贼先擒王的威慑效应，但同时，操作的难度也相当大。当年刺丁案时，尚有中统上海区的组织资源作为后援，在惨遭打击的缝隙里，还留下了外勤嵇希宗，安插在丁默邨身边的郑苹如也没有暴露。因此，这次他面临的是比刺丁行动更为险恶的环境。

　　然而，陈彬临危不惧，机智果断地策反了“和平救国军”广东省海防军司令宋卓愈将军。宋卓愈是翁源县石示头宋屋人。陈彬以宋曾参加淞沪抗战的往事，激发其爱国热情，成功策反了这位宋司令。宋不仅答应届时率领所辖舰艇和一支步兵部队起义，而且还决心以刺杀柴山醇为国除害的实际行动，来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 

　　广东省海防军司令部设在澳门海域对面一个名叫马骝州的小岛上，岛上驻有海防军一个营的兵力，并配备有两艘小型战舰，即海防一号和海防二号，另有一艘装有飞机马达的快艇，供执行海上特殊任务之用。副官处长许仲恩、副官甘英善、军需处长江普芳、军需官宋茂贞等都是宋的同乡，分任司令部的要职。而暗杀行动组也由宋的这四位同乡和亲信组成。行动组建立后，四位成员一致表示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 

　　但是要刺杀柴山醇这个恶魔，绝非易事。因为柴山醇戒备森严，每逢外出，身边总带有一群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陈、宋等觉得不可硬拼，只有智取。行动组严密监视柴山醇，寻找下手机会。1945年三四月间，宋卓愈亲自带领行动组每天从马骝州岛乘着快艇，高速前往澳门侦查敌酋的行踪。苍天不负苦心人，机会终于来了。一天早上，行动组的快艇抵达澳门七号码头时，突然发现柴山醇只带了一名日军士兵站在码头后面的石堂上，用望远镜观察海面上往来的船只。行动组抓住柴山醇专注海面前方的机会，乘其不备，快艇迅速从柴山醇身后靠岸，副官处长许仲恩、副官甘英善迅速从敌人背后跳上岸去，许瞄准柴山醇，甘则对准日军士兵，同时用左轮手枪连续射击，柴山醇和他的卫兵双双中弹倒地身亡。柴山醇这个杀人魔王终于受到了正义的惩罚，行动组则毫发无损地乘快艇安全返航。 

　　这次堪称经典之作的暗杀行动，使日本侵略当局非常震惊，当即向澳门葡萄牙当局提出强硬交涉：要澳门当局限期破案，捉拿凶手，否则，日本政府就要来接管澳门的警政权。案发第六天，日军从高速快艇作案的线索中，追查到陈彬、宋卓愈等人身上。日军指挥官吉富英雄、澳门警察厅长布英沙亲率日葡双方的军警宪兵，在澳门中央酒店七楼即宋卓愈长期包租的房间里将宋卓愈抓获。与此同时，日本军舰开进马骝州岛，日军冲进岛内的海防军营地，围攻海防军司令部。海防军在陈彬策反下，本来早就准备适时起义，在这大敌当前的危急关头，便在陈彬率领下奋勇反击。司令部的大部分弟兄在战斗中英勇牺牲，陈彬最后被日军抓获。陈彬、宋卓愈被捕后，在日军的严刑逼供下，宁死不屈，保持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日军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为报复“制裁行动”，于1945年4月25日，残酷地集体枪杀了海防军抗日义士（整个行动中仅副官处长许仲恩和军需处长江晋芳两人脱险）。在这黎明前的黑夜里，马骝州岛上洒满了烈士的鲜血，但其浩然正气，光照千秋、永垂丹青! 

　　抗战胜利后，为告慰马骝州岛上被日军虐杀的抗日志士，广州行营特向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对日本华南派遣军特务机关长肥厚提起公诉。经军事法庭审判，核定肥厚“残杀战俘罪”成立，依法判处死刑。广州行营同时转请国民政府，颁发陈彬遗属抚恤金十年，子女就学读书免费，并入祀抗日烈士纪念堂，以慰忠魂。 

　　陈彬刺丁案已过去72年，而陈彬牺牲也有66个年头了。由于隐蔽工作的特殊性和许多当事人的牺牲，陈彬的名字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后又因某些影视剧的热播，使人们已经弄不清楚谁是刺丁案的幕后指挥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两岸关系的改善，被尘封了的历史重见天日。1964年，台湾中央调查统计局局史档案中的《郑烈士苹如》一文中明确记载：锄奸组“指挥人陈彬同志领导行动小组同志连发数枪……”上世纪90年代，陈彬在隐蔽战线上的战友、当事人温启民撰文披露了陈彬领导刺丁的真相。陈维莉十分感慨地说：“作为后人，我们不仅是先辈生命的延续，更应是先烈留下的精神财富的直接传承者。还历史真面目，维护先烈的名誉，不是一家一姓之私事，而是全民族共同的责任。” 

　　（摘自《上海滩》201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