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话不是本地话。 

　　本地话是郊区话——近郊菜农、远郊粮农、海边棉农等说的土生土长的语言，我杜撰为“沪语”，此联想源于沪剧，念白应该叫“沪语”，经典句子：“侬迪只西（死）货色！”（《阿必大回娘家》）是本地话，非上海话。 

　　上海话是杂糅的产物，形成于开埠后，局限于市区内。新中国建立前，那里汇聚了苏浙粤等地移民（大部分失地农民、一小撮避乱乡绅），各自带着当地的语言，汇拢在一起——工厂里、商店里、弄堂里。二房东，三房东，亭子间嫂嫂，七十二家房客，为了生活，菜场里讨价还价，烟纸店里斤斤计较。邻里间的照应，必须交流，必须让对方听懂。于是南腔北调，去角磨棱，“去掉一个最高分，拉掉一个最低分”，向彼此听得懂的“中线”靠拢，在苏州好婆、无锡老爹、宁波阿姆、广东阿柄、本地人的阿福根之间，久而久之，终于形成了“阿啦”上海话系列。姻亲关系的，“阿舅、阿爸、阿娘、阿爷”，非血缘关系的，“阿姐、阿哥、阿姨、阿公”，越喊越大，越喊越甜，连猫和狗都被叫做“阿狗阿猫”！ 

　　老上海话有区域之分，闹市区，比如静安、卢湾，略带苏州音，南市一带，略带些本地松江口音，四川路一带略带广东“坏”（话）。工厂区，比如曹家渡、平凉路一带，那里夏天盛行露天淮剧场，略带苏北腔。鞍山五村多公安局家属区，由于历史原因，山东口音重：“阿娘，喔（我）讲拔侬听，侬晓得吗？”在上海，骂人，宁波腔最石骨铁硬：娘希匹！苏北话最夸张，抑扬顿挫：“陈同志哦，伊一拳哦，喔（我）眼前噢，满天五脚（角）星！”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最宜在居委会倾诉。山东话最麻辣：“山东银（人），不骂银，骂起银来吓死银。”（胶东口音）苏白（苏州话）最雅：发芽豆叫独脚蟹，螺蛳肉叫罐头肉，韭菜绿豆芽叫小青青白娘娘。

　　移居上海的第二代，小广东、小山东们，说一口上海话不带口语，但听不懂真正的上海话——沪语。到驾校学车，恰逢上坡，师傅是远郊南汇人，高嚷：轰、轰、轰。徒弟不知所云。师傅急了：“侬寿啊，轰油门嘠！” 

　　宝山是近郊，紧邻杨浦区，小时候常去那里的毛豆地里捉蟋蟀，农民发现后，顺手抄起墙角里的扁担，远远地冲过来：“小狼棺材，老里清早到老伯伯田里捉蟋蟀（读才即）。”同样骂人，远郊与近郊，定语是不同的。“文革”期间“批林批孔”，宝山农民上台：“林彪迪只狼棺材，人参当归吃不胖。”而南汇人骂的话，应该是“寿棺材”。 

　　上世纪90年代，学校推广普通话，凡说上海话遭到扣分举报。结果上海人的上海话“老不灵的”，我称之为“五角场话”。五角场是高校、部队汇集地，解放后最早、最大的移民区域，说话特征：北方音+上海腔。 

　　到了新世纪，上海的孩子往往由保姆领，保姆多苏北、安徽，全家随苏北阿姨叫唤，上海话被扼杀在摇篮里！ 老一代上海人的“我”，喉咙间发出，收口音。下一代上海人的“我”，圆嘴形，总甩不掉北方的“吾”。 

　　老华侨返沪探亲，孩子们私下议论：“阿娘讲的是乡下闲话嘛！”朋友甚为忧虑：一蟹不如一蟹。我倒不以为然，上海话本来就是混杂的，变异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