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向大家汇报自己在长期治癌中对种子与土壤关系的认识与实践过程。

　　1976年底，我从卫校中医班中专毕业后分到了一家乡卫生院看门诊。因为人地两疏而且年纪太轻，所以病人不多。没有经验的我，只能完全按照教科书上的范式看病。不要说不敢越雷池一步，就是半步也真的不敢。附子用的都是熟的，剂量在十五克以内；细辛用的也都是三克以内的量。治病效果或好或差，总体不理想。我极不满意这样的状态。因为我心中英雄主义的思想天生浓重，非常急于成名成家。但中医的常识告诉我：学中医、成名医是一辈子的辛苦活，是要慢慢熬的。我甘心终身吃苦，但不甘愿成名的姗然迟临。

　　没有谁能够跨越成长的过程，但设法缩短过程则一定是可能的。有什么办法可以作为捷径呢？唯有尽快提高看病的本事。只要有了本事，就会有病人；只要病人越来越多，就会随着实践的增多而加速成长。但摆在我面前的严峻事实恰恰正是严重地缺乏病人。这又怎么办呢？病人既是不能拉，也是拉不来的。我想到了一个办法：看医案。通过学习医案，就可了解、熟悉和掌握好医生们是如何看病的思路和方法。这是我当时条件下最好的练兵之法。于是我就开始大量搜集古今内、儿、妇、皮肤等科的医案。研读时把病史以下的部分用纸压掉，根据病史自己给出诊断、开出药物和剂量，最后再跟原书核对，分析自己的对错。

　　我利用一切空余时间看书。生活的全部内容只有看病、看书与思考。拒绝任何应酬；拒绝任何无关医事的活动。没有一天节假日；没有一天在深夜一点前睡觉。这一努力取得了两大好处：一是快速提高了技术；二是使我在学医之初，在既非祖传又无名师指导的情况下就能十分幸运地成功暗合了中医的生命端在临床的治学正道。

　　随着对临床的不断熟悉又渐渐发现了两大问题：一是都说中医是治本的，但事实上对许多西医诊断明确的“硬病”要使其真正断根却也跟西医一样缺少好的办法。许多古代难治的疾病，现在依然如此。二是发现临床中有许多慢性病患者常常不是病因虽然简明但病情却十分顽固，就是一身多病，证情兼杂，矛盾不仅错综且多对立，体质特性各异，皆远非教材中死板的套路可以现成应对。这些问题令我棘手和困惑。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医原本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只能这样子？更不知道以后是否可以改变？

　　看病要抓主要矛盾，要像张仲景《伤寒论》中的方子一样，用尽可能少的药取得好的疗效，所谓“药简效宏”、“四两拨千斤”，这才是中医的境界和高水平的医生。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就说明你分析问题的能力差，抓不住主要矛盾，就是没有辨证能力的表现。这种评价古今如此。但实际临床的复杂性远非都能依靠仲景类的“小方”可以解决。仲景之后学术流派的纷繁发展以及孙思邈等书中集几十味中药于一方的“大方”的出现，说明的就是这个事实。但当时因为我对复杂病例的接触尚少，难以运用哲学之理对“大方”之用予以论证概括，所以在处理复杂病情时的增加药味和剂量只是迫于临床的实际需要，而并非认识清楚后的理性行为。因为方子大了而一天吃不光，于是就有了一剂中药视量大小而多日分服的方法。那时大多数方子中的药味达到了三四十味左右，剂量也比常用的翻了至少二三倍以上。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想使得干预病情的力量能够尽可能强一些，另一方面则是想把人、病、症及各路药物间的关系处理得尽量平衡、协调和周全一些。这样做后不仅未见明显不良反应，而且一些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的疗效因此也有了显著提高。于是又把此法重点应用于哮喘、肺气肿、慢性肾功能不全等顽病上以求突破。随着药味主要是剂量的不断增加，这些病的总体疗效也比原来有了明显进步。此时方剂的容量更加扩大，一张方子中的药味已达七八十种，甚至逾百。熟附片、黄芩等主药的剂量可达几百克。一包药的总量已达十余斤。这就是我现在已经常用的大方复治峻量的学术体系形成的简要过程（关于这一学术思想我将在以后的文章中专题详述）。现在回想这一创举的动因：一方面来自对古今医案的大量研读。它使我眼界大开，看到了许多医家用药味数及剂量超常、手法丰富、风格各异的大量医话医案，从而跳出教材之井隅而遍得杏林全貌。另一方面这些领略与汲取，也成了我敢为人先、大胆谨慎、豪放周全的性格得以释放而铸成风格的催化剂。从此，我在中医肥沃的田野里开辟出了自己的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