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丽娟认为，“裸辞”风潮的出现，也折射出社会更多元化、更包容。“对‘裸辞’现象，我们应当感到高兴。过去，辞职后很难再就业，这禁锢了人们的追求，现在为什么敢辞职？因为社会提供了更多机会，更多自由，这就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则认为，除了社会环境的改变，“裸辞”与否更取决于个人性格。“‘裸辞’不会成为常态化问题，毕竟职业选择因人而异，有人天生具备不安分的因子，向往冒险和刺激，宁可自找苦吃，也不愿过安稳确定的生活。相反，有人身扛买车、买房的压力，‘裸辞’的限制必然增加，工作再选择的自由和动力也就下降了。”

　　于海强调，相比以往，现代人在职业选择时拥有高度自主性，“很多社会问题是‘被’出来的，但‘裸辞’不是，选择旅行、读书或者创业，都是自我职业谋划的一部分，在选择时已经意识到它将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于海告诉记者，虽然说是“裸辞”，但对于个人而言，自己的经验、能力都是资本和底气，“有些人虽然收入不错，但觉得有更多潜能没有发挥，希望通过更多尝试，找到更合适的岗位。另一方面，这种高流动性也帮助相应岗位找到最能胜任的人，这是双向互利的。”

　　崔丽娟也肯定了年轻人“裸辞”表现出的自信，“他们相信以后能找到更好的工作，相信能实现个人生活愿景，这本身就值得肯定，所以，请包容‘裸辞’者吧！”但是，比起“裸辞”时的决心，她认为“裸辞”后的思考更加重要，“我们可以将‘裸辞’看成是一次休息，是一个契机，但无论辞职后是旅游还是回家，都要考虑清楚自己想要怎样的生活，暂时停下脚步，是为了更好地出发。” 见习记者 范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