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精英一代，大多毕业于名牌大学，工作在传说中的跨国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掌管着这些经济帝国的在华命运。

　　他们的生活是许多人的梦想:衣装笔挺，说话中英文夹杂，出入于高档写字楼，出行坐飞机，住五星级酒店，拿美元补助，度假就是出国游玩。

　　他们就是中国最早一批的外企白领。然而，人到中年的他们，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

　　2012年下半年以来，外企裁员潮波及中国。

　　2012年7月，诺基亚表示要关闭中国两个区域销售中心；接着，惠普宣布将于两年内全球裁员2.7万人；8月，摩托罗拉宣布裁减4000名员工。进入2013年，汇丰宣布今年将全球裁员3万人。3月8日，摩托罗拉员工收到总部的邮件显示，公司将再次裁员1200人。3月20日，汇丰人寿在上海宣布关闭其个险业务，数十名员工及上百名营销员遭遇“闪电裁员”。

　　受到这次职业危机影响的不仅是外企的普通白领，高管们所受的冲击比以往历次裁员都要剧烈，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最先进入外企工作的中国员工，姑且称之为“外企白领一代”，他们不得不开始面对职场中的“40、50”现象。

　　他们还好吗?!

　　忽然发现自己成了公司最尴尬的人

　　Stella的前半生经历，可以说是著名职场小说《杜拉拉升职记》的现实版。

　　1996年，大学生Stella在北京某部委设计院当实习生，由于英语专业的关系，负责一些文字翻译，有机会和外企公司的员工接触。彼时的外企在规模上远不如现在的跨国公司，仅仅就是“某某公司中国办事处”，在人才招聘上还没有那么高门槛和过五关斩六将的考试。外语好、懂技术无疑是一个敲门砖，毕业时，Stella轻而易举找到了一份跨国公司办事处月薪6000元的工作。

　　Stella接下来5年的人生正如杜拉拉的缩影：勤奋、吃苦外加善于沟通，让她一步步从文员变为Teamleader(团队主管)，再升到主管，最后在29岁那一年成为新更名为“某某跨国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高级经理”。同时，她也在生活质量上实现了大逆转：从合租房子到在北京四环外拥有自己的公寓。

　　随着新世纪跨国公司在华数量的增加，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各个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再加上海归疯狂回国创业潮的到来，Stella发现无论她如何努力，只能在原地打转。

　　“在这个地方，国籍决定了你所能上到的最高位置。如果外企是五层楼的建筑的话，每层楼的人依次是：五楼(跨国公司注册国家的)本国人；四楼：其他国家的外国人；三楼：东南亚华人；二楼：有总部工作经验的海归或者有政府关系及客户背景的中国人，所谓外企的中国高管；一楼：一般中国本地雇员。”Stella形象地比喻。

　　当她止步“二楼”3年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已经30多岁了。“我忽然发现自己成为最尴尬的一群人，我的上面永远是一个讲着带有严重口音英语的岛国人士，非常难相处不说，还经常要步步惊心四平八稳处理各种office关系。我的下面是一群脸蛋如青苹果一般的小女孩儿。”Stella说。

　　当送走了自己第三任岛国人士上司之后，知道即使自己再努力那个位置永远是留给空降的人，再往上走的机会微乎其微，而且在经历金融风暴开始大裁员的时候，Stella知道她必须做个选择。

　　于是，她利用自己积攒的人脉，开了一家小型公关公司，虽说生计不愁，但是相比以前的风光，还是让她不得不去适应：之前是率领20个人团队，充当甲方牢牢掌握话语权，现在则是带着几个大学毕业生，开始赔着笑脸将乙方进行到底；之前每年几次出国培训和公干，英国、美国和新西兰是家常便饭，五星级酒店是标配，现在则要自己出钱精打细算……

　　一颗心事重重的高级“螺丝钉”

　　就像美国影星乔治·克鲁尼在影片《在云端》中塑造的那位拿着白金卡整天飞来飞去的裁员专家一样，David从大学毕业开始进入外企，他已经在这个圈子20年了，20年外企生涯，他跳槽不计其数，用他自己的话是“英美法德澳，八国联军都快全了！”

　　从能力上说，能做到外企整个亚太区MD(市场总监)这个位置的人凤毛麟角，管着从北京、上海到新加坡、雅加达，甚至东京、悉尼的人了。从人际上来说，他在这个圈子拿到过极高的表彰，大名鼎鼎无人不知，都说他是下一任统领大中华区数百亿人民币业务的总裁的不二人选，升职指日可待。

　　2013年1月，北京一直遭受雾霾天的影响，PM2.5指数不时爆表，David的心情也十分阴郁。周五早上9时，他例行到公司冲上一杯咖啡后，打开电脑等着看公司最新一季的财报。之前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后，全球大Boss说的那句“目前形势低迷，希望大家有所准备”的话，让他预感到一丝不妙。

　　果然，在刷新了几次公司邮箱后，David收到一份公司官方发布的第四季度财报。长达30页的PDF文件详细罗列了该季度公司营收、利润等内容，但David只被财报最后几句话吸引住：“公司必须节省人力，开始进行无薪休假计划和人力调整。”

　　10点钟，David接到公司CEO的邮件，通知他负责的华北大区要给出裁员名单并进行一系列的改组措施，并且从华东空降了两个新部门主管，这一切都要在三天内完成。

　　整个楼层开始人心惶惶。几乎所有人都默默坐在自己办公位上刷新着内部即时通讯工具和邮箱，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人已经被裁员，当然最担心的还是自己！原本视频会议的几间会议室已经被人事部征用，用于分批通知被裁员工。

　　接下来的几天，David一直在思考，与其等着百年老店被收购自己再寻找下家，不如及早离去。但是外企家大业大，自己早就习惯了出差出入五星级酒店甚至常常商务舱来回，加上目前妻子是全职太太，两个孩子正在上着国际学校，一家人习惯了高标准的中产生活，“当年和我一起打拼的哥们儿有的自己创业去了，有的去了民营企业，以我目前的薪资标准其实去哪里都一样。创业已经年岁不饶人，而且外企职责分明，很多工作分得很细，令很多外企人的能力只专属于本职工作，不能发展其他职位的工作能力，久而久之便变成了一颗‘螺丝钉’。去民营企业呢又是重头再来，不免又是一番争斗。”David心事重重，决心近期给自己放个假。

　　还可以向上走的“大P”

　　选对了行业，可能会走得更远。

　　Richard，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即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安永，下称“四大”)中某一家的合伙人，他笑称自己已经“四张”了。回想过往的“四大”生涯，Richard觉得充满了成就感，但也常常有种无力感袭向心头。

　　在过去十几年里，Richard有不少朋友同事跳槽，从乙方跳到甲方是最常见的。财务人员在甲方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四大”经历毫无疑问是敲门金砖。十多年来，很多原本并不知名的公司一跃而起，爆发式的增长让它们获得了PE资金最终被推向上市之路。Richard错过了那些机会，得到的是在“四大”内部的逐级晋升，从助理审计、审计员、高级审计员、审计经理、高级审计经理到合伙人。Richard颇为诙谐地说，像我们这样的大P(合伙人)，其实还有两步可以走：主管合伙人、首席合伙人。

　　和其他在外企工作的“40、50”们不同，Richard并不担心自己会失业。在他看来，无论在国企、外企还是民企，你越占据了核心职位，你被裁掉的机会就会越小。“况且中国还有那么多公司等着上市，等着并购，等着审计呢，在可见的将来，业务还会膨胀。”

　　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