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政府和公众、干部和百姓之间的信任频频出现问题。猜疑干部履历和提拔程序，质疑领导承诺和事件调查结论，逢官必疑，甚至已成一种思维定势。理性合法的质疑，有助于监督官员言行，是社会进步的趋势。但不分青红皂白的跟风式怀疑，听风就是雨的造谣传谣，甚至采取非制度化的行动，就不仅会恶化社会舆论，还可能伤害公共秩序。

　　信息化社会是观察这一问题的主要背景。四川什邡、江苏启东等地引入产业项目，虽都进行了科学论证和环境风险评估，符合法律标准，但还是引发了群体性事件。其真实原因在于，干群之间信息占有不均衡，信息不流动、不对称，强化了公众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并使人们在主观上夸大了这些项目的负面效应。

　　可见，干群之间的信任困境，成因固然复杂多样，但信息不透明、欠流动、少对称是重要因素。这一点，在信息化社会显得尤为重要。从某种意义看，现代政府治理就是一个信息传输、交流、反馈的沟通过程，而信息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顺畅流动，意味着双方在心理层面建立信任契约。如果干部坚守信约，就能够培育干群信任，形成强大合力，抗御各种风险；如果干部故意掩盖事实、隐瞒真相，过滤信息，就等于是撕毁契约，必然造成干群信任危机，并引发社会与政治风险。

　　没有公开就没有流动，信息也难言对称。这些年来，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也不能否认，这些进步与公众的需求之间还存在一些差距和错位。《中国行政透明度观察报告(2011—2012年度)》显示，不少政府部门在推动信息公开方面出现了“审美疲劳”，无底气、无所谓、无热情。问题集中表现为政府传递信息的选择性公开。

　　各类信息在干群之间充分、及时、准确地流动，既需要技术条件的支持，也需要制度机制的保障，更需要价值理念的支撑。在网络时代，技术障碍不复存在，制度建设也日臻完善，阻碍信息流动的最大屏障还是干部的理念。有的缺乏信息公开意识，还抱持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观念；有的为避免引起舆论关注，防止过度解读，就蓄意不向民众提供信息，即使公开，也是一些形式化的模糊信息。这种思路已经跟不上当前的时代要求。同时，必须承认公开是有边界的，有些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需要授权才能公开。对此，公众应该具有基本的法律常识，政府部门也可以坦荡地坚持。

　　信息的充分流动会将政府置于聚光灯下，的确能够对干部的言行产生“强势监督”。但反过来看，如果信息公开为我所用，也能成为展现良好作风、传播政府形象、树立政府公信的制度化渠道。在信息时代，信息俨然是政治系统的神经，信息流动才能培育干群信任，信息畅通才能激荡出政府公信。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原载今日人民日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