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之下，女篮全体下了专机。 

　　罗马尼亚的诸多工作人员目睹了这一场景。边防方面几个和李欣民相熟的人惊讶地问：“刚出了境，怎么又回来了？不是要急着比赛吗？” 

　　李欣民无法回答。所有人都低着头往回走。 

　　他不记得事后是怎么和罗方解释的，只清楚地记得，布加勒斯特机场有一个国宾接待室，一面大大的落地窗面对着停机坪上的专机。当时政府代表团已经抵达机场，他相信他们也看到了这一幕。 

　　女篮队员范桂兰，是人大代表。李欣民听到她说，当年2月开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时，自己和这位副总理在一个小组，怎么现在同乘一架飞机就不可以呢？ 

　　“我们又气又扫兴又遗憾，都是中国人，而且我们是代表国家出去的，为什么会从专机上被赶下来？很不能理解，觉得不可思议。”女篮队长宋晓波告诉记者。 

　　在机场折腾了4个多小时后，女篮成员回到市里。此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原来住的旅馆房间已退，根本找不到住处。他们被接到使馆里，随便吃了些东西，在会客厅的地毯上睡了一夜。有队员感慨地说，如果是周总理，一定会高兴地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同机回国。 

　　座位已经让出去了，第二天的民航班机也坐不上了。女篮队员们滞留了一周，才搭乘下一班中国民航班机回了国。 

　　“现在可以说了”

　　了解了此事的前因后果后，丁永宁觉得，稿件的核心问题在于，女篮上了飞机被赶下来，副总理本人是否知晓？事涉国家领导人，必须确认。 

　　她判断，既然是临时变卦，极有可能是告别宴会期间做的决定。除了政府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中国驻罗大使和经济参赞也参加了宴会。

　　但她不能冒险去找这两位核实。“副总理当时主管对外经济联络部，是经济参赞的顶头上司。当时的驻罗大使又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如果我正在调查、写稿的事被大使馆主要领导知道，很有可能会受到干扰，稿件最后就发不出去了。” 

　　丁永宁想到了另一个人。她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自己的信源是谁，稿件中也没有写。但她认为，现在可以说了。这个人就是宴会上的翻译，时任驻罗使馆经参处一秘。 

　　这位一秘和丁永宁的关系不错，虽然也由外经部派出，但他是一个有正义感、能分辨是非的人，做点思想工作也许能成功。 

　　事实正是如此。一秘私下告诉丁永宁，当晚宴会刚结束，代表团成员向副总理汇报了此事，不过他并没有听到副总理是如何回应的。 

　　丁永宁推断，魏玉明虽然同意了，但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觉得不合适，于是向副总理做了汇报。至于副总理说了什么，她至今不知。 

　　确认了这一点后，丁永宁立刻下笔写稿。她向记者出示了稿件的打印版本。文章中，所有人都是真名实姓，包括副总理。 

　　文章在事实调查部分的最后一段写道：“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代表团内部当晚在使馆就这件事作了研究，副总理在场听取了有关汇报。”为了加强可信度，她特意加上了这一句：“这是使馆同志亲眼看到和听到的。” 

　　在稿件的第二部分，丁永宁还写了此事的影响：“现在凡副总理、副委员长，甚至个别副总长出国均是专机。这里的群众对此意见很大，迫切希望中央领导重视这个问题，并迅速改革这个制度，使专机的使用范围尽量缩小到少数几位主要领导同志。”

　　她还引用了李欣民提供的一组数字：专机在布加勒斯特机场停留一周，要花费几十万美元，这还不包括飞机闲置带来的损失。 

　　同时，她搜集了罗方面的情况，写道：“在罗马尼亚，除齐奥塞斯库同志（罗共中央总书记、总统）外，其他领导人出访一般均乘班机。” 

　　1978年6月，丁永宁将手写的稿件装订好，交外交部信使队带回。因为是内参稿，不能通过一般途径传送。 

　　收件的信使告诉丁永宁，据他所知，此事在欧洲多个国家的中国大使馆内已经传开，大家对此也是意见强烈。 

　　“一篇稿子通了天”

　　数日后，稿件到了新华社总社国际部内参组定稿人卫广益的办公桌上。 

　　看完后，卫广益立刻同内参组的几位资深编辑研讨稿子。大家一致觉得，这篇稿子应该发，但范围要小，发“手抄件”。

　　内参报道是分层级的，有的可以发到司局级，有的到部级，有的仅供政治局常委阅读。卫广益认为，此稿应该限于最小的范围内。 

　　第二天，他带着稿子和处理意见向新华社国际部值班领导做了汇报，领导看后，表示同意。 

　　卫广益没有将稿件交付排印，而是找字写得好的编辑，手抄了两份清样。当时国际内参每周出两期，清样则随有随发。 

　　一份清样呈送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另一份报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当时实际上担负着秘书长的工作，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当时，中央领导人对新华社国际内参稿件的批示，都由办案人员呈交有关领导或部门阅处，并不告知新华社，因此，卫广益并不知道胡耀邦对此事的具体批示。 

　　后来，国际内参编辑室从中办和外交部得知了此事的下文。外交部给卫广益打来电话，大赞：“一篇稿子通了天。” 

　　卫广益告诉记者，对方在电话中称：第一，中央领导要求这位副总理在人大常委会上作检讨，副总理也确实很诚恳地作了检讨。第二，决定以后国家领导人只有四个人可以坐专机，包括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和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第四位，卫广益不能确切回忆起。其他领导人出访应坐民航班机。 

　　副总理坐民航班机出访

　　1979年5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应邀前往巴西和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新华社派出总社高级编辑申德诒随团采访。 

　　6月26日，申德诒回国，来到国际部内参组汇报情况。他告诉卫广益，康世恩此次出访坐的是普通班机的头等舱，而没有乘坐专机。而且，这是康世恩主动提出的。 卫广益立刻要求他，写一篇内参。“这是好事儿，不用发清样，可以发在保密等级较低的内参上。” 

　　当天下午，申德诒写好了稿件。

　　这篇题为《康世恩副总理乘坐班机出访节约大量外汇深得好评》的稿件写道：“康世恩副总理五月下旬和六月上旬访问巴西和美国，乘班机票价折合人民币共九万三千九百多元，较乘专机大为省钱，特别是节约了大量外汇。” 

　　稿件提到，一名新华社驻波恩记者对申德诒说：“你发消息时，应该写副总理乘民航班机来的，这是创举。” 

　　卫广益告诉记者，文章刊出后，他们收到很多部门的反馈，说效果很好。“尤其是外交部和民航部门都跟我们说，之后领导人坐班机出访，就逐渐成了一种习惯。” 

　　1980年5月，丁永宁稿件中提到的副总理再次率政府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 

　　《人民日报》关于这两次出访的报道中，1978年4月12日写道：“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1980年5月22日的报道中则写道：“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一字之差，可看出明显变化。 

　　副总理乘民航班机来到布加勒斯特时，丁永宁也在欢迎的队伍里。副总理与在场的人一一握手，轮到她时，她自我介绍说：“我是新华社的丁永宁。”副总理问：“你就是丁永宁？我以为是个男的呢。” 

　　丁永宁几次用“淡淡地”来形容副总理的语气：“我也笑一笑，谁都没觉得尴尬。事情已经过去了，解决了就好。”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