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 赵丰田编）记载，民国11年（1922年）壬戌春夏季，时年五十岁的梁启超“曾应各学校和团体之请为学术讲演二十余次”。这其中就包括梁启超在直隶教育联合会作的《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以下简称《趣味》）和为东南大学暑期学校学员作的《学问之趣味》（以下简称《学问》）两场演讲。在这两场演讲中，梁启超的话题分别从趣味和道德切入，条分缕析，阐述微言大义。演讲内容乍一听起来似乎浅显，实则有深意藏焉。梁启超在演讲中以谈趣味为引线，从中发微，娓娓道出他的人生观。如他在作《趣味》演讲时曾这样自我设问：“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甚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甚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由此不难领会，梁崇尚的趣味，庶几近于人生哲学中的达观主义，不仅可在成功中“感觉趣味”，同样可以从失败中“感觉趣味”，所谓成不骄，败不馁，其积极意义显而易见。这样的积极意义自然须以执著与自信为支撑，如此方能做到如梁那样,即使遭遇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且感觉“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从寻常趣味被梁提升到“主义”的高度，且奉为“信仰”，可以想见趣味的要义在梁心目中的分量。
梁何以会对趣味作如是观？对此，他在作那场《学问》演讲时这样解释道，“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并坦陈他一年到头正是为趣味而忙，不仅视此为“人生最合理的生活”，还呼吁别人也能持如是观。
梁启超的演讲在当时所以受欢迎，是他没有动辄站在道德的高地，对受众进行道德说教。尤其是当梁将自己的演讲内容和教育联系起来时，更是大声表白：“我不问德不德，只问趣不趣。”梁如此说并不是主张摒弃道德，而是在梁眼里，大凡有趣味的东西便是好的，反之亦然。细嚼此话，可品出这里面其实已包含有他的道德评判。对此，梁曾以反证法作过解释：“凡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以为趣味的主体。”为此梁又举例设问：赢钱有趣，输钱有趣吗？喝酒有趣，喝出病有趣吗？做官有趣，丢官有趣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为视上举这些现象为无趣，所以接着梁便提出，“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在梁启超看来，举凡劳作、游戏、艺术、学问，皆涵盖有教育的理念在其中，而教育就应该是有趣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和感悟，梁才大声道出他只问趣不趣，不问德不德。“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它）何用？”此语堪可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