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档叫做“对话”的栏目邀请我去试镜
复赛结束回到厦门,刚下飞机就接到了一个电话。中央电视台一档叫做“对话”的栏目,邀请我去试镜。《对话》是什么?忙于主持人大赛的我并不知道,2000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原央视《新闻调查》记者王利芬也在为一个新栏目的成立而战斗。王利芬曾在一篇名为“有形的与无形的”的文章中回顾,决定创办《对话》栏目最关键的几分钟,是在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的办公室里。看过王利芬节目的赵台长给予了她充分的信任,创办《对话》的恳求还没阐述完就得到了首肯。1999年,财富年会首次在中国上海举行。许多世界500强的掌门人莅临上海。当时经济频道抓住这一契机,制作了系列节目《财富对话》,也成为后来《对话》节目的雏形。在脱口秀栏目成风的2000年,《对话》诞生没多久,就被《新周刊》誉为“中国电视界最大的惊艳”。人们形容这档节目的嘉宾前脚走出中南海,后脚跨入演播室。请重要人物,谈重要话题的定位迅速吸引了大量原来远离电视的精英阶层,“曲高和寡”的创新打破了电视节目档次向下走收视率才高的“金科玉律”。
带着好奇,我开始关注这档新栏目的相关资讯,首期节目就请来了互联网先生、思科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世界级的财经名流更是纷纷亮相:“石油王子”BP集团首席执行官布朗爵士、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贝瑞特博士、世界首富孙正义等等;柳传志、潘石屹、张艺谋等本土大人物也相继隆重登场。初期没有固定的主持人,王利芬就直接担纲。
当我出现在央视的东门,等待《对话》的召唤,才发现这档高端栏目搜罗的试镜者也相当高端,几乎涵盖了本次主持人大赛各个小组的第一名。我和沈冰、撒贝宁等拿着《对话》工作人员开好的条子,第一次踏入了CCTV的心脏,走进了央视大楼。600平方米演播大厅里一片忙碌景象,现场观众人数众多。那期对话嘉宾是少年作家韩寒。我和其他试镜者坐在观众席的后面,对话现场很热闹,但并未全部吸引我,我在等待一个人的出现。她,才是我今天的对话者。
三小时的节目录制结束,我在试镜现场终于见到了她,《对话》制片人王利芬。她把试镜现场还原成当天节目录制的样子,让栏目组其他人扮演节目嘉宾,她自己则扮演韩寒。“你是主持人,开始提问吧。”王利芬将考试题立马抛了过来。
我却完全没有入戏。一群假角色,打算抛给我一堆杜撰的答案,我还要在这个虚构的基础之上做出假设式的回应。“一个聚焦财经领域的节目,您作为制片人,为什么要请少年作家韩寒来做节目?”我直问王利芬。
瞬间我没有多想,直奔那个“真”而去。她显然愣了那么一下,但很快转换角色,开始以真实的身份,回答我的问题。后来王利芬告诉我,这个出乎意料的问题,成为她选择我的重要原因。“你是真的在对话。”她说,在这个以人为本的舞台上,对话,是所有智慧、思想的输出管道。
试镜结束刚飞回厦门,一打开手机就收到了节目组的短信:“请回电话。”电话那头,时任《对话》的主编陈红兵对我说,节目组一致认为我是最合适的人选,新的一期节目马上就要录制,需要我三天以后再回北京。一个不容反驳的邀请,搭建起我的双城生活。“每次赶到北京,放下行李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梅地亚的办公室开策划会,从白天到深夜,昏天黑地。习惯了厦门规律生活的我,却要在“夜夜总开会”的栏目组磨炼熬夜的功力,经常是从晚上11点钟就开始昏昏沉沉,然后被云山雾罩的烟味呛醒,呷一口已经冷掉的咖啡,继续和策划以及编导们红着眼睛打磨文案。一个个策划案提出,推翻,再从头来过,反复数遍而未果。《对话》栏目组有一个很长的玻璃条桌,王利芬坐在长桌的一头,仿若永动机一样,甄选着每一个策划提供的创意,毫不留情,干净利落。大策划石述思每次都胆战心惊地说“要不我再抛一块砖”,很不幸,又被桌尽头的“王”否了。由此他享有了“砖厂厂长”的花名。
初来乍到的我觉得饱受折磨:做一个节目需要这么费劲吗?在厦门,我和两三个人讨论过思路以后,节目基本上就定了,质量把控更多是依靠个人的判断力。可是这里不同,标准的制度比人为的判断更重要,流程严格、分工细致,每一个人都力求专业,节目制作不再是我一个人在认真,而是所有人都在认真,毫不吝啬地认真。“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是《对话》团队的核心口号,栏目所有人员都是团队的一分子,每一分子的工作都是构成节目链条中的一环,环环相扣,无缝对接是整个栏目的操作心态。“不要在自己的工作未完成时帮助别人,干好自己的事情,然后再提及其他。”这是王利芬对团队成员的告诫。正是仰仗这样的细分精神,《对话》的专业度有了最大限度的保障。
专业化的舞台,聚焦的是更加复合型的强人。王利芬曾坦言,她对《对话》情有独钟,正是因为这档栏目关注的是人,在全球经济浪潮裹挟之下,在前沿阵地拼杀的那些兴衰沉浮、浴血奋战、焦虑惶恐、创新求异的中国人,即使节目所选取的采访对象是国外经济巨子,出发点也永远是为了那些浴血奋战着的中国人。面对这样一群历经风云变幻的弄潮儿,要怎样对话才能洞见他们的内心?虽然自己有多年的主持经验,但更多的是活跃于综艺节目。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堪称王者,与他们比肩对话,除了细致的观察与缜密的思考,凭借什么可以引导自己通向他们的专业领域?陌生的未知横亘在面前,我是否依旧可以沉得住气?
我的第一个对话者,是“一个著名的失败者”,他的名字,叫史玉柱。做节目之前,我对他的直观认知,来自厦门铺天盖地的脑黄金广告,内容简单直白,却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对于这位中国企业家来说,比脑黄金更加声势浩大的,是他所经历的那一场著名的失败。少年得志,从电脑软件起家,5年的时间位列中国内地富豪榜第8名。1996年自筹资金,决意打造中国第一高楼“巨人大厦”,最后高楼未起,却造成投资者1.5亿元的损失,一夜之间沦为“中国首负”。2000年首次做客《对话》,史玉柱庄严承诺:一定要偿还世纪之债。半年多过去,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负商”再次亮相,他是否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对他的过往了解得越多,我的压力也越大,对话这样一位引人关注的著名失败者,我究竟需要有多深厚的储备,才不会成为这期节目的失败者?
心怀忐忑的我,与王利芬一起站在楼梯口迎接史玉柱,人一到就被我直接带到楼上。刚一落座,史玉柱比我还忐忑,悄悄问道:“今天你们是不是要来批判我?”我佯装轻松地解释:“不是我们,批判你的人一会儿会先到台上,而且他们完全不知道你在现场。”于是这个安徽男人“听话”地坐在演播室一个导播指定的位置。在进入演播室的一瞬间,我再次望了一眼那个历经大起大落、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男人,他面对屏幕的背影有些落寞,一个人安静地坐着,等待可以登台的下半场。此时此刻,他是否能够真正沉得住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