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时开始，我和《上海文学》结下了缘。这份创刊于1953年，曾由巴金主编的文学刊物，至今走过了60个年头。然而我对这份久已存在的著名文学杂志，却仿佛遥望一位难以谋面的远客，中间隔着一片不可逾越的广袤的世俗海洋。为什么？是因为本人不尚文或不以笔耕为生？这似乎难以成为一个理由。日常我只阅读文学单行本，以及散见于报章杂志的小说、散文和诗。我对作家们的最新成果还是怀有一点“春江水暖鸭先知”的热切和缘分，此处仅记一例：1995年一个凛冽的冬天早晨，在纽约拥挤的地铁车厢内，我越过前排两个肥硕黑人的颈项，不经意窥见了更前排的一位华人同胞正在阅读一份华文报纸，其副刊上登载着王蒙的《坚硬的稀粥》，我居然凭着好眼力，在左避右让的动荡之中读完了全文。日后得知这曾经是一篇重要的而在国内引发争议的文章。而这篇文章在车厢的晃动中，竟然自动地于第一时间送进我的视野……

　　还记得学生时代阅读托尔斯泰小说《哥萨克》中的一段，以第一人称出现的作者偕同哥萨克人在旅途中，抬头看到了远处积雪的山峰，继而移开了视线低头驾驭马车，但天边那座辉煌的雪山，不管你是否向它注目，却永不泯灭地映衬在了内心的视象当中。我想，《上海文学》在我与之结缘以前的几十年间，它就如同那天边的那座雪山一样保持着神圣的地位……但我随着哥萨克的马车继续前行，逐渐接近了那座峰峦……

　　我和《上海文学》真正的亲近是在2010年夏日的某一天，赵丽宏先生邀我为《上海文学》画插图，每期中短篇小说各作一幅插图。在此之前，我注意到《上海文学》上的插图，每期都有画家为小说画插图，这是她的一种与众不同的风格。我答应了《上海文学》，想不到一画就是三年，为《上海文学》画插图，成为我绘画生涯中的一段奇缘。美术编辑韩白骅先生负责和我联络接洽，他把准备发稿的小说清样快递给我，一周以后，我完成的插图仍由快递原路送到编辑部。在多年间的几十次往返之中，编辑和我只通电话，鲜有见面的机会，这无疑是一种高效率的心照不宣的“天作之合”。为了节省我的时间，韩白骅和小说编辑把冗长的文稿约缩成仅一张纸的简短叙述，由插图作者对小说内容作揣摩和想象。于是我大胆地利用了这出于信任而给我的专利。也许是长期生活在甜酸苦辣之中的经验所致，虽对陌生的小说仅知一二，我任意的图解总能八九不离十地吻合。有时我也阅读篇幅很长的整部作品，因其纷繁的情节弄得我六神无主竟至无从入手，我的作业往往陷于瘫痪，幸而总能在交稿前一刻得到拯救，并按时交卷。我的诀窍是：永不拘泥于细小狭隘的情节或去描绘某一特定场景，而从富于象征性的意像着手，表现一种能涵盖全体的精神氛围，以多义去包含狭义，从而把插图作者本人的体验、感受和苦衷注入其内，使作家的行文与画家的插图产生某种神秘的人性化共鸣。

　　有人说绘画必须远离文学，以淬炼出纯粹的图像。我却从文学中得到了意外的全新的图式。

　　十日谈

　　《上海文学》之缘

　　是文学把他从尘土和世俗中“淘”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