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号称“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还说“诗是吾家事”，“歌诗”一项，被姓杜的包圆了。诚然是“诗圣”，一千多年过去，没有哪个不服的。

　　许多文人创作谈，和杜甫一样，也总能找到神秘的机缘，似乎命中注定，不写作，毋宁死，而一旦拿起笔（打开电脑），就万事和谐，浑身舒畅，并且凡有述作，皆可永久。

　　每次读到这种天才的自述，我都很沮丧，因为自己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说起来一点也不堂皇，无非敢于下笔，勇于投稿，又遇到许多好心的编辑和宽容的刊物，没太碰钉子，渐渐就俨乎其然，当仁不让，甚至麻木不仁起来，仿佛人生天地间，不免要写点什么，不免要发表点什么，不免要对别人发表的什么信口雌黄，说三道四。得罪了！

　　所以当《上海文学》创刊六十周年之际，除了由衷地表示祝贺、感激，我还油然沉浸于一种心情之中，叫做诚惶诚恐、惭愧不已。

　　比起这份杂志几代编者对文学的无私奉献，自忖还是太多鄙吝之心；比起这份杂志在文学盛时开疆拓土的勇气和才情，自忖还是太过保守和愚钝；比起这份杂志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的毅然坚守，比起他们对新老作者一如既往、一视同仁的鼓励与呵护，自忖真是贡献太少、无以为报；比起这份杂志各擅胜场的无数优秀作者，自忖更是太过贫弱。

　　岂敢恬然以《上海文学》作者自居，附骥尾以达千里？惟愿见贤思齐，有以自振而已。“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真的作者莅临，倘能叨陪末座，屏息倾听，也就欣然有喜，夫复何求！

　　工业社会发轫之初，黑格尔就预言艺术即将消亡，但在他身后，各门或新或旧的艺术依然存活，直至于今；

　　二战结束时，阿多诺的名言不胫而走：“奥斯维辛之后，再写诗就是野蛮”，但各种或新或旧的诗，以及和诗有关的各种形式的文学写作，也依然存活，直至于今；

　　数码时代揭幕，纸质媒体不断被宣布死刑，但包括文学刊物在内的许多纸媒还是顽强支撑着，直至于今。

　　过去依赖简帛纸墨，如今更多转移到网络，但风景不殊，正自有媒介之异，何况网络传输和保存手段，远非简帛纸墨所能望其项背。

　　诗、艺术、文学、纸上书写、印刷乃至文字本身，或许真有关乎灵魂的永恒质素，可以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尽管被恒久记录的，并不全然美善，但美善必定也在其中。

　　是所祷也，因寄慨焉。

　　十日谈

　　《上海文学》之缘

　　小说对作者的意义，明请看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