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先生，即严光，字子陵，曾与东汉光武帝同游学。及光武即位，变名姓隐而不见。帝知其贤，访得，请他“相助”。子陵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不受其谏议大夫职，钓于富春山，即今之“严陵濑”。（见范晔：《后汉书·严光传》）至北宋，范仲淹知严州，为建祠堂，就写下了这篇《记》。

　　旧时代的“士”，即知识分子，都十分推崇节操。节操是为人的底线，失节是人生的大耻。何谓节操？说起来就较复杂了。如果暂且不作抽象的讨论，具体到人，严子陵即是“以节高之”的一个榜样。严子陵的“节”体现在何处？《记》曰“泥涂轩冕”、“不事王侯”。这样的品行，真是“出乎日月之上”。而他既不是矫情，也非孤芳，只是“高尚其志”罢了。范仲淹敬佩严的节操，以为可“使贪夫廉、懦夫立”，“大有功于名教”，因而“构堂而奠……以奉祠祀”。

　　严子陵的节操，在旧时代无疑是榜样，能否让贪夫廉、懦夫立，且不问，但有功于名教，当是无疑的。但如果在今天，“泥涂轩冕”、“不事王侯”恐怕就不免要复杂些，现在也且不问。只是我想，今日若有个与国家领导人有“故交”者，不仅不去拉关系，还拒绝官职，这样的高士还可能出现吗？恐怕将不得其解。倘若如此，那么，范仲淹的赞歌，在今天依然相宜。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只怕这“风”如今已经难以为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