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当解放战争胜利已成定局时，党中央指示结束广大华行，杨延修等主要干部到解放区学习，准备南下工作。广大华行将属于党外人士的股份发还给股东，而中共党员的股份、红利和奖金全部上缴党组织，所有资产全部并入华润公司。广大华行至此完成其历史使命。 

　　与陈果夫合办药厂

　　“一箭双雕”

　　抗战胜利后，杨延修以国民党上校头衔及上海市卫生局接收员身份抢先赶回上海，以低价承租了上海外滩一号（中山东一路1号）亚细亚大楼底层，作为广大华行从重庆迁回上海后的办公地点。当时黄金差价是：重庆便宜，上海贵。杨延修凭借特殊身份频繁往来重庆与上海之间，通过买卖黄金来套汇。广大华行一下子就挣了很多钱，为党筹措了大量资金。 

　　由于广大华行纽约分行的开拓，广大华行已成为美国施贵宝药厂在华总代理，更多西药将源源不断地运抵上海。这时，杨延修奉命筹办“广大药房”来扩大经营销售。1946年8月15日，广大药房在广东路389号举行盛大开业仪式。杨延修兼任经理，他忙着接待前来祝贺的社会名流和医药界头面人物，其中有大名鼎鼎的青帮头子黄金荣。由他坐镇，那些小流氓躲在一边，根本不敢趁开张之机来“敲竹杠”。 

　　为了进一步奠定广大华行西药经营的基础，增强发展后劲，同时振兴民族工业，广大华行领导层决定创办制药厂。正好这时传来陈果夫将在上海筹设特效药研究所的消息，杨延修他们为之很振奋：如能争取到陈果夫的合作，可以“一箭双雕”：不仅使创办制药实业的计划易于落实，而且有了这个政治“靠山”，可以大大提高广大华行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抵制敌特对广大华行的侦查与破坏，更好地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真是个难得机遇。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很快批准了这一合作计划。 

　　1946年深秋的一天，杨延修走进南京陈公馆的铁门。看着比自己年轻二十多岁，气度不凡的杨延修，陈果夫矜持地微微颔首。双方寒暄几句以后，杨延修从包里取出两盒刚从美国进口的链霉素说：“果公，我们卢总经理很关心您的健康，这两盒特效药刚从美国寄来，请您试用，倘有疗效，我们再送上。”痨病缠身、求药心切的陈果夫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他在眼前这位年轻人身上感受到扎实、稳重和干练的作风，这正是他欣赏和期待的。当时江湾西体育会路1102号有块面积3亩多的空地廉价求售，杨延修说动陈果夫，欣然同意与广大华行在这块空地上合办“中兴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1948年3月8日上午10时，中兴制药厂举行开业典礼。身患严重肺病的陈果夫当时正频频咯血，仍由随身医生陪同，带着备用氧气袋，以董事长身份为仪式剪彩，上海市长吴国桢率领上海市警察局长等官员左右护驾；各界社会名流也纷纷到会祝贺。陈果夫为广大华行撑起了保护伞。 

　　红色商人的委屈和欣慰

　　“除了陈果夫，我们还与宋子文、马步芳等创办了中国皮毛公司，在台湾与吴开先创办七星纱管厂等企业。在我们的朋友中，有国民党军统局少将梁若节、国民党驻新疆特派员沈立中、重庆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少白、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国民党政府卫生署医药司司长俞松筠等。他们感到，我们这些人会做生意，为人慷慨大方，因此都愿意与我们交朋友。”杨延修回忆说。 

　　一些官员中甚至流传说：“只要跟着杨连生（杨延修）干，保你财神爷请进门！”杨延修可以也必须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加强接触、混得烂熟，却不能与左派人物来往，与李公朴、沙千里、沈钧儒等进步人士也必须保持距离。这正是他难以排遣的苦闷。 

　　在昆明工作期间，杨延修的老朋友、救国会领袖之一李公朴也来到昆明，在离杨延修的办公地点不远处开了家“北门书店”。李公朴常来找杨延修聊天叙旧，还热情邀请他去家里吃饭。杨延修生怕引起特务的注意，坏了组织机密，可又不好断然拒绝，苦恼之余，干脆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也延搁再三才出来见客，谈话时神情冷淡。李公朴不知原委，从惊诧、疑惑转为愤怒。看着昔日好友拂袖而去，杨延修只有无可奈何地叹气，一股委屈情绪袭上心头。他只能默默告诫自己：为了党的工作需要，再大的委屈也要承受。 

　　在委屈苦闷的同时，令杨延修他们感到特别欣慰的是：在特殊时期，广大华行能秘密而有效地为党掌管好“钱袋子”。为了打破国民党对边区和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广大华行通过各种秘密渠道，给中共党组织调剂金融和输送经费。当时规定广大华行只能由周恩来单线领导。这些钱如何来往，都由周恩来派来的同志指导，但都绝对保密——就是这些钱当时都是不记账的。根据杨延修回忆和党史学家研究发现，从1942年至1949年间，广大华行分别向重庆红岩村、中共南方局、中共南京局、上海办事处和解放区提供的经费和房产包括： 

　　——1942年起到抗战胜利，重庆红岩村的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经常从重庆广大华行提取经费，有时兑换货币或金银，有时“一包钱有好几十斤重”。重庆期间，广大华行还向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提供了大量药品、香烟、钢笔、手表、奶粉，其中有刘伯承元帅的假眼睛；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中共驻沪办事处（位于上海思南路73号的周公馆）是刘少文从广大华行提取的20根金条买下的；上海、南京的《新华日报》办事处房屋也是广大华行购买或租下的； 

　　——1946年下半年，刘少文从广大华行提取50根金条，买下中共南京局在中山路的一栋楼房（据杨延修回忆是南京梅园新村的购房款），后来又提取1亿元法币作为南京局的经费； 

　　——1949年初，由张平送交刘晓100万美元，此款是按中央指示支援越南劳动党的，刘晓在香港德辅道的连卡佛店铺转交给了越南劳动党驻港代表黄文欢…… 

　　“调剂这些钱给中央、地方以及香港，数字都很大。比如购买南京梅园房子的50根金条和购买上海周公馆的20根金条，都是从我们这里转手的。”杨延修说。 

　　以上这些金条和经费（法币）、物资等相加，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1949年，当中央决定党不搞贸易和商业活动的方针既定，杨延修他们经营多年的党产由此完成了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