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雾霾成了街谈巷议、媒体报道、政府工作的热点或重点。在我看来，中国雾霾事件的面积覆盖了中国东部有经济活力的三大城市带，实际上是在拷问中国的发展与管理模式。用联合国环境署倡导的政策分析PSR模式来看雾霾，需要剥三层皮。当前的情况是治标性、应对性的讨论和思考有很多，治本性、转型性的思考和应对却不够。

　　第一层皮是作为结果和状态的环境问题。这个工作在PSR分析模式里面表达为S（State），即现状和影响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政府的应急工作主要是在这个方面，社会的焦虑也是在这个方面。中国雾霾的情况，从强度、空间、时间上看，要比1943年的洛杉矶烟雾和1952年的伦敦烟雾严重得多。在强度上，中国PM2.5的浓度普遍较高。在空间上，覆盖了半个多中国。在时间上，从雾霾增加与能源消耗的相关性，从中国过去30年的污染积累，可以看到中国的雾霾发生正在进入常态化的过程。这意味着，有关状态问题的思考，只有偶然的应急对策是不够的，越来越需要转入到持久性的适应性管理。

　　第二层皮是作为原因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发展模式。尽管对雾霾成因存在分歧意见，但是基本上可以看到四大问题。首先是以传统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已经到了尽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2%，工业化比重高达47%，两者比率在1.1左右，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9-2.0。其次是能源结构，中国能源结构中煤占了70%左右，国家目标到2015年也只能将燃煤调控到65%，而且煤的比重小并不意味着总量规模小，而是随着GDP扩展在增加。再次是城市发展的小汽车之争，中国小汽车保有量没有美国多，但中国不是保有量的问题，而是出行量的问题。美国纽约等大城市，人们开车很少是为上下班，欧洲、日本人更不会，我们却是集体为上班而开，且都往城市中心开。第四属于建筑排放、农村秸秆、区域转移等问题。这就是联合国环境署分析模式中讲的P（Pressure），也就是导致状态S后面的驱动因子是什么。环保是监督S，S严重了亮黄灯和红灯警告，我们搞宏观管理和政策分析的就要琢磨，这个S的驱动力在哪里？如何针对P从发展模式转型上给出源头的治理对策？这类因子虽然不是中国发展短期内能够解决的，但我们有关这方面的思考和改进太少了。

　　再讲第三层皮即R（Response）的问题，R就是针对雾霾状态S和原因P的治理政策。环境经济学的研究通常说环境问题发生是因为市场失灵，在市场占主导的环境中是如此。但是在市场发育不好的环境中，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导致问题更大。改进中国政府有关雾霾问题的治理政策，需要三个方面反思。第一，政府的发展政策到了需要重大调整的阶段，因为导致城市的工业结构偏重和小汽车依赖的第一推动力不是私人，是政府。第二，政府部门间的合作需要加强，例如发展部门跟环保部门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不能将环保只放在事后应对的地位，而是要将环保融入产业结构、融入城市建设的源头管理中去。第三，区域间的政府横向合作需要加强，治理雾霾仅靠一城一地难以奏效，天空没有边际。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提出的战略目标的意义，即雾霾治理亟待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

　　（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