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方大曾

　　四年前，我的北京朋友，也是《中国摄影史》作者之一的陈申跟我提到，他发现了一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失踪，很可能已经丧命的、不为人知的战地记者“小方”，正在整理他的作品。一年多前我去大陆为《摄影家》第十期的中国专辑做采访，我又跟陈申碰头了。那天晚上陈申邀我们去他家吃晚饭。饭桌上，我请陈申为我们注意些大陆老摄影家，这才使我又想起了小方。

　　原来陈申也差不多把这件事给忘了。他说：“小方啊，他的作品在我这里搁了快两年了，没有出版社想要出版，最近我自己事情又多，也没有时间再去动它。你要有兴趣，吃过饭我拿出来给你瞧瞧！”

　　小方的八百多格底片，一张张地被装在小红纸套里，分成四排，塞满了一个约摸长三十厘米、宽二十厘米、高十厘米的木盒子。陈申把这批底片做过快速打样，这些品质不佳的样片被凌乱地塞在一个大纸袋里。

　　当天晚上，这些样片铺满我旅馆房间的床；在昏黄的床头灯下，我一张张地检视这位无名摄影家的遗产。尽管这些样片的浓度、反差都处理得很糟糕，但我立刻就知道，我面对的是位天才。

　　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要求陈申把底片借给我回到旅馆仔细看，以便判断这些影像的潜在力量有多大。第三天，我费尽口舌，要陈申允许我把底片带回台湾，好亲自为这位了不起的摄影家放大照片。陈申说他做不了主，建议道：“我们何不去拜访这些底片的主人——小方的妹妹方澄敏？她就住在北京！”

　　第四天，陈申约我们在国际饭店见面，因为方澄敏的家就在饭店后面的协和胡同里。

　　八十岁的方澄敏看来身体不错，精神也好，对我们的造访显得十分高兴，因为这意味着小方的作品又有一个重新曝光的可能性了。除了存在陈申那里的八百张底片外，方澄敏手头还有一些比较属于小方私人性质的照片，加起来一共是一千张出头。方澄敏在每一张底片的封套上都编了号码，但是对照片的拍摄时间、地点和事件内容，她就不清楚了。不过，她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作品绝大部分都是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也就是小方失踪前两年所拍的。在这期间，小方像着了魔似的出门拼命拍照，暗房工作就落到这个敬爱哥哥万分的妹妹头上，这也是方澄敏保有这些底片的原因。五十多年来，历经八年对日抗战、国共内战、大陆解放、“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垮台的种种动乱和迁徙，方澄敏始终仔细地保存这些珍贵的底片，并且不断地寻求能把哥哥的作品出版的机会。

　　小方原名方德曾，又名方大曾，一九一二年出生于北京。“小方”是他的笔名。方澄敏回忆，小方在初中时就接触过照相机，后来也一直把拍照当成重要的休闲活动。但是他不喜欢拍人像，最常拍的是风景、庙宇、古迹。他们的父亲当时在外交部做总务工作，家境算是不错的。

　　“九一八”事变日本进侵东三省，小方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被激起了强烈的爱国心。一九三七年曾经和小方一道去采访的陆诒先生，在大陆的报业同仁刊物《报海春秋》上，写过一篇纪念方大曾的短文——《悼念抗战初期牺牲的小方》。其中叙述了小方投身抗日工作，进而成为摄影记者的经过。

　　尽管小方曾活跃一时，毕竟，两年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而刊登小方作品的报刊也都寿命不长。随着时日，小方被人们淡忘，以至于后人编撰的《中国摄影史》一书，也只有短短这么一段提到：

　　1937年“七七”事变后出版的第41期（美术生活）刊出摄影记者方大曾（署名小方）拍摄的《抗战图存》和《卫国捐躯》两组照片。前者是记者在卢沟桥拍中国第一批战况照片共七幅，占了两版，特加英文说明。后者反映了北平各界慰问抗战受伤将士的情况。

　　目前保留在方澄敏手边的约一千张底片，绝大部分都从来没有被放大成照片过，当然也没有发表过。方澄敏很乐意让《摄影家》杂志发表小方的作品，却不放心底片漂洋过海到台湾去。但我深知，只有我把底片带回台湾，亲自放大，才能把他的作品做最好的呈现。经我热切的请求和保证，方澄敏终于勉强答应，让我挑选一部分底片带回去，并在最短时间内专程请人把底片送回北京。

　　因为只被允许带回五十张，所以在挑选作品上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一再审视样片及底片，斟酌了三天之后，终于选定了五十张，另外再从陈申那里已经放出来的5×7cm小照片中挑了八张。这五十八张作品，加上方澄敏提供的小方不同年龄的生活留影，一张不漏地成为这期《摄影家》杂志的全部内容。

　　回到台湾，我在家里的暗房内待了一个礼拜。每放一张照片，我就对小方的才气又服气一回。他的构图完美极了，对瞬间的掌握也无可挑剔！他看事情的方式直入核心，不受旁枝末节的影响。最令人诧异的是，他的表现手法就是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看来，依旧显得十分现代。方大曾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世界摄影家相比，毫不逊色。

　　有关小方的文章，现在所能看到的少之又少。写小方的陆诒事实上也几乎只与他有过一面之缘。他们分手的两个多月之后，小方就失去踪迹，下落不明。他在这篇文章里描写的小方，并不知道自己在度着生命里的最后几个日子：

　　我和小方相识，时在抗战初的1937年7月28日，我们从保定去长辛店前线采访。范长江特赴车站送别，并为我们作郑重介绍。当时小方已任上海《大公报》特约记者，年少、英俊，头上戴一顶白色的帆布帽，身穿白衬衫和黄短裤，足登跑鞋，挂一架相机，显得精力充沛、朝气蓬勃。我们搭平汉路上的兵车到长辛店后，即奔三十七师戴旅旅部访问，戴旅长已到前线阵地指挥去了。走回长辛店的路上，小方为一个年仅16岁的士兵照相，他身上背着自己的步枪和大刀，手执日本军官的指挥刀、望远镜之类的战利品，笑嘻嘻地凯旋。这时，一颗炮弹正在附近爆炸，小方不屑一顾地对我说：“今天收获不小。”当晚，宛平县政府秘书长洪大中接待我们住在长辛店县政府办事处，前线枪炮声彻夜不息。29日上午，我们随军撤退。30日早上回到保定，长江为我们庆幸生还。当天下午，保定又遭敌机狂炸，孙连仲部队连续开赴前线，接替二十九军防线。长江和我当即搭车回南方，留小方在保定，继续采访平汉铁路北段战讯……

　　自此以后，家人和朋友都没有再见过小方。

　　今天，他的作品首度正式地以比较完整的面貌呈现在大家面前，就某种意义来说，小方又回来了！ 摘自《想见 看见 听见》 阮义忠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