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上午，86岁的张存浩先生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盈盈的笑意溢满了岁月在他脸上刻下的深深沟壑。他开创了我国化学激光研究，使其从无到有，在国民经济、军事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他追逐的是那束光，是用科学技术改变国家命运的梦想之光；他追逐的是那束光，是60多年来不离不弃的幸福和完美之光。

　　1 没有她我做不到这一点

　　“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是真正热爱科学、肯于钻研的人，是我的丈夫也是我的导师。”谈起张存浩，夫人迟云霞脱口而出。2014年1月10日，人民大会堂，张存浩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今年，他86岁，在科学战线上已经整整钻研、奉献了60多年。在被问到获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最想对夫人说些什么时，张存浩侧身注视着夫人，双手团握住夫人的手：“我万分感谢我的夫人，没有她的支持，我万万做不到这一点。”

　　1968年，刚刚搞完火箭推进剂研究的张存浩被隔离审查。他被扣上了“美蒋特务”“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短短一年间，张存浩被抄家6次，这也是他当年的照片资料如今所剩无几的原因。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巨大的绝望笼罩了他的生命，夫人迟云霞一直默默地陪伴着他。

　　迟云霞记得一个细节，“文革”中不断搬家，每次为减少行李，都要烧掉家里的书，每到这时张存浩就会悄悄躲出去，“你们烧书我受不了”。看书是他保持敏锐思维的方式，但此时对他来说已是奢侈。

　　在农村不会挑水的张存浩常被老乡笑话在“扭秧歌”，但他研制了植物生长素在乡里推广，张存浩回忆起来竟然高兴地说：“那年产量很不错呢。”

　　儿子张融说，在农村的一年半是兄弟俩和爸爸在一起待得最长的时间，因为没有试验需要爸爸。如此卓越、从事这样重要工作的科学家被迫中断研究，无疑是对国家的一个损失，然而，这却也使他长期紧张工作的大脑获得了暂时的休息。坚持也最终让张存浩看到了希望。罪名“查无实据”。1973年，张存浩出任刚组建的化学激光研究室主任时，他才又重回离开5年的科研岗位。

　　“父亲说‘外语不用就没了’，所以总是下班后读英文文献”，张存浩院士的儿子张融笑着说起记忆中的“叽里呱啦”。或许受此影响，他也曾在美国读书、工作，并最终延续父亲的老路，目前在国内从事新能源方面的工作。在儿子眼中，父亲不只在光学、动力学、热力学领域目光敏锐，他还热爱古典音乐，“他有非常深刻的见地，我们会在乐队、指挥、作品方面进行交流，我们还经常一起唱，他大概会唱上千首歌曲，还收藏着堪称古董的留声机和很多古典音乐唱片。”

　　86岁的张存浩今天依然挂念着科研事业。每天早上7时起床读报之后，张存浩都会先给大连化物所打电话，详细询问课题的进展，然后再给试验场打电话询问激光实验进展。然后，他会上网查找国外的科技进展、批阅学生文章，夫人说他连标点符号都要改。中午12时到下午3时午睡过后，张存浩会坚持绕着家里走30圈，他算过一圈是37米。晚上他雷打不动收看《新闻联播》、读书，10时左右休息。除了对科研的一腔热忱，张存浩对生活要求很少，迟云霞说每次问他吃什么，他都会说吃什么都可以。

　　张存浩的目测身高约1米80，尽管背已略显佝偻，但举步间仍有儒雅的风范。他穿着笔挺的黑色呢子大衣，安详地坐在那里微笑倾听。这场景，与他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化学工程硕士学位的旧照隐隐重合。

　　1954年张存浩与迟云霞结婚，婚后生有二子。“我和老张生活60年了，从来不像别的夫妻还拌嘴，是幸福和完美的家庭”。

　　2 战火中深埋追寻之光

　　张存浩的家世让很多人觉得传奇。他的祖父是清朝最后一个两广总督，外祖父是清末民国时一位大军阀。父亲张铸早年留学美国，任天津化工局高级工程师，曾获杰出贡献奖。伯父在哈佛大学学市政，是著名的市政建设专家。姑姑张锦23岁在美国获化学博士学位，是我国较早的有机化学女博士，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姑父傅鹰是我国著名化学家，首届学部委员，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叔叔张镈是著名建筑师，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者。

　　1928年张存浩出生在天津，与父母一起度过美好的童年时光。但平静的生活在1937年被日军的枪声打破。张存浩回忆：“我的母亲龙文瑗是云南哈尼族人，虽然读书不多，但很有民族大义，她不愿让自己的长子在沦陷区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教育，便与姑父姑母商量能不能把我带到重庆后方去生活。”

　　早年从美国学成回国的傅鹰、张锦夫妇抗战期间辗转任教于重庆大学、福建大学。从1937年8月起，9岁的张存浩便随姑父姑母开始了数年的抗战流亡生活。傅鹰、张锦将张存浩带到自己身边，极尽教育启蒙之责。姑父姑母献身祖国教育和科学事业的举动，以及强烈的民族自豪感，都深深地影响着少年张存浩。张存浩一直记得福建长汀的那一束灯光。那是中学时代，他与姑父姑母夜晚读书时共用的一个灯泡发出的微弱光亮。

　　一天晚上，三人同在灯下看书，张存浩正看英文，姑父问他：“你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在中国文字上？”随后，傅鹰便情不自禁地讲开了，说中国文学和文字有很深厚的基础，我们不能只注意外国的，一定要把中文放在前面，放在第一位。听完姑父的话，想着正被侵略者践踏的祖国和大批与姑父姑母一样用生命坚守的中国文化根基的学者，热血的张存浩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由于自幼受傅鹰夫妇培养，张存浩学业优秀，在中学曾连跳两级。张存浩1948年赴美国，先入爱荷华大学、后转入密歇根大学留学。按照他本人和家人共同的计划，他本应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然而，就在1950年，他刚刚获得化学工程硕士学位的时候，朝鲜战争打响了。张存浩发现自己一夜之间成了同学们口中的“feo（敌人）”，美国报纸的头条也将中国描述成敌人。

　　3 为国家需要多次“转行”

　　面对紧张的中美关系，张存浩不得不重新权衡自己的留学计划。除了异乡越来越浓厚的敌意让人不快，他最担心的是，如果局面持续恶化，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到祖国。张存浩做了第一件人生中叛逆的大事：违背姑父姑母让他在美读完博士的意愿，自作主张提前回国。1950年8月送走回国的姑父姑母，他便买好了下一班回国的船票，10月启程回到刚刚建立一年的新中国。

　　如今回望，儿子张融说：“父亲当时留在美国也许会有更高的科学成就，但是父亲一辈子的梦想就是强国，所以，他一直都不曾后悔当时的决定。”事实上，傅鹰先生对张存浩的选择同样是赞成的，从上世纪50 年代到70 年代，每当张存浩在工作上有些成绩时，傅先生总是很高兴地给以鼓励。并多次把重要的图书送给张存浩，累计达三四百册。

　　张存浩也的确是个出色的“外交家”。早年的留学经历，赋予他熟稔的语言技能，加上他良好的个人修养，让他与外国人打交道时游刃有余。在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期间，他曾数次出国访问。每每在被外国科学家以封闭会议、不对外开放的理由拒之门外时，张存浩总是彬彬有礼地吐出一句：“请让我为你讲讲我们的故事。”然后他就会将中国科学家所做的研究娓娓道来。当他用娴熟的英语讲完故事后，会议的大门往往也随之向他敞开。

　　“1951年的一天，东北科研所大连分所（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前身）所长张大煜在留学生接待处看到了张存浩的材料，邀请他到大连看看。当天晚上张存浩与张大煜一起乘火车前往大连。张存浩发现这是个“显身手的地方”。 再一次，他为自己的理想作出了抉择——谢绝北京大学等京区4个著名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聘请，告别姑父、姑母，只身奔赴大连。

　　张存浩接手的第一份工作，是解决中国石油资源匮乏和朝鲜战争对燃料供给的双重压力。从1951年到1958年，经过7年日日夜夜的研究，张存浩与合作者研制出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的高效熔铁催化剂，超过当时国际最高水平，获得首届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通过他们的研究，每立方米水煤气有效成分产出率超过200克，显著超过当时国际上160克的最高水平。但就在此时，大庆油田被发现，天然油的成本更具优势，合成油的研究成果只能搁置。

　　上世纪50年代末，紧张的国际形势迫使中国必须独立自主并迅速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张存浩很快转入火箭推进剂研制这一全新领域。一次，张存浩和一位复转军人在火箭试车台从事燃烧试验，意外发生了：打开阀门的瞬间，一团巨大的火焰冲了出来，将二人包围。近在咫尺的两个人，彼此却看不见对方。张存浩说，当时他慌了，好在这位复转军人十分勇敢镇定，迅速将阀门反向关上，避免了一场灾难。1964年，项目成功收官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这项工作同样受到了周恩来、陈毅的高度期许：“这是对我们外交工作的支撑。”

　　因为一直急国家所急，工作中又是争分夺秒地抢进度，所以张存浩得了个“张着急”的绰号。他对年轻人的成长很是关心，把自己获得的何梁何利奖金和在香港等地讲学所得的酬金全部捐赠给了大连化物所设立奖学金。

　　张存浩先生的成就却不囿于物理化学领域。他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更是一位“杰出的战略科学家”。他在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期间，自然科学基金总经费增加了近8倍，先后与35个国家和地区的科技界建立了合作关系，增设管理科学学部，新增了13个资助类别。他两次上书国家领导人，最终申请设立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年来，“杰青”项目共资助了3003名科研人员。这项在基础研究领域以发掘人才著称的资助项目，如今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