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创刊60年了，笔者不由得想起了珍藏4册的“上海文学”前身“文艺月报”。

　　笔者这里说的4册“文艺月报”，其实是自己装订的合订本。第一册有1957年6月、8月、9月、11月号；第二册有1958年2月、4月、5月、6月号；第三册有1958年9月、10月、11月、12月号；第四册最厚，有1959年2月、4月、5月、6月、7月、9月号。4册共计18本。1957年的6、8、9月号的“文艺月报”刊名为手写体。1957年11月号到1959年9月号的刊名全部改为印刷体。有意思的是，即使从11月号起封面改为印刷体，但封底的“文艺月报”仍然是1957年11月号以前的书写体。“文艺月报”刊名的封面封底的不统一，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

　　“文艺月报”售价每册0.30元，1957年11月号后由于刊本变大，页数增加，售价改为0.40元。1959年9月号是最后一期“文艺月报”，因为自10月改名为“上海文学”。还要特别说明的是，1959年几期杂志纸张质量很差。

　　这16本“文艺月报”记录了50年代整风反右的一段历史。1957年6月号在“如何解决文艺工作中的内部矛盾问题”标题下有一组文章，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很多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反右，郭绍虞写了《“放”和“鸣”》，此外，谷斯范、魏金枝、费礼文、赵自均有文章。到了8月号的“文艺月报”，形势发生180度大转弯，在“揭露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批判右派文艺思想”通栏标题下，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其中有指名批判许杰、徐中玉、施蛰存的文章，9月号的杂志更加升温，通栏为“进一步深入展开反右派斗争”，张春桥的《灵魂工程师的灵魂》打了头阵，矛头直指丁玲、陈企霞。1958年9月号刊登了柯庆施的《“上海民歌选”序》，自此，风向大转，这期，来自第一线产业工人的文章明显增加，篇幅占60%以上。目录页上，凡作者是产业工人的，姓名前面都冠以企业名称。1959年4月号产业工人文章的篇幅明显下降，尤其是作者前面的产业企业的名称没有了。

　　我阅读“文艺月报”是十几岁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1959年5月号，这期是“上海解放十周年纪念特大号”，我看得最认真，其中吕兴臣的“南京路上好八连”，以及杜宣的四幕八场话剧“上海战歌”，很是让我过瘾。有几期杂志对《红日》《青春之歌》进行了评论分析，受此影响，我看了这两部长篇小说。那时年轻幼稚，很多东西看不明白，但文学的种子在我心里悄悄萌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