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人口资源环境矛盾这个躲不开、绕不过的发展难题，人口调控能否遏制住城市“肥胖症”？

　　多地出招调控人口

　　北京市常住人口截至2013年底突破2114万，超过2020年1800万人左右的控制目标；上海市常住人口截至2012年底达到2380万，超过2020年1850万的预测值；杭州市常住人口2012年底即超过880万，超过2020年规划值。

　　人口暴增引发了交通拥堵、空气污染、资源紧缺等诸多“灾难性”难题，多地开始“出招”对人口进行调控——

　　“功能疏解”，合理外迁部分产业 北京今年将重点启动中心城小商品交易市场整治和外迁工作，带动人口的分流。

　　均衡发展，建设城市副中心 上海坚持城市建设重心向郊区转移，加快郊区新城镇和新农村建设等内容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杭州市提出“科学划定主城区开发边界，推动城市建设中心向副城、组团和新城转移”。 

　　“积分”进城，规范外来人口落户 近期召开的武汉市农村工作会议传出消息，继广东、上海等地之后，武汉市将在中心城区探索试行外来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　　

　　大城市“负债累累”

　　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有31个城市的汽车数量超过100万辆，其中，北京超过500万辆，超过200万辆的城市包括上海、广州、杭州等8个。

　　在北京，全市目前年用水量缺口近三分之二，不得不依靠超采地下水、从外省调水“解渴”。

　　在广州，不少生源密集地去年小学学位紧张、“僧多粥少”，其主要原因是当年出生的流动人口增幅超过20%。

　　庞大的人口规模，令大城市更像一个气喘吁吁的“肥胖症”患者，“负债累累”导致难以正常行走。

　　一些地方出台了包括“提价、设卡、限制”等多重政策在内的“组合药方”限制人口数量。专家指出，出台“限政”的同时还应直面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对诸多“顽疾”对症下药。

　　城市功能要做减法

　　控人口的根子在于城市的去功能化，城市管理者要学会“放弃”，应避免陷入“先摊饼，再搬迁”的怪圈。

　　“对于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而言，人口调控应采取柔性手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认为，要落实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城市调控人口必须采取“功能疏解”和“市场调控”手段并行，成为标本兼治的长效策略。“治理‘城市病’有赖于建立健全城市区域体系和深入推进区域合作发展。”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说，一方面要在产业结构上调整，将集中于中心城区的医疗机构、高校、科研机构、央企总部等向近郊区迁移。另一方面要推进区域均衡发展，加速大城市与周边卫星城的一体化。

　　新华社记者 赵仁伟 孔祥鑫 郭宇靖

　　（据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