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维世的屋子里，有一个专门的小箱子，里面装着多年以来她与邓颖超之间的通信。休息的时候，她拿出来与妹妹一起阅读。那一封封充满着母女之爱和同志之情的信件，如同长河中的波浪，将姐妹二人带进了那些难忘的岁月，也让孙新世看到了这么多年来周恩来夫妇是如何地关爱着自己的姐姐，并以父母般慈祥的目光，时刻地关注着姐姐的成长。姐姐叫周恩来夫妇爸爸妈妈是那样自然，那样亲切，她于是也跟着姐姐叫他们爸爸妈妈。可是，她毕竟不是从小就生长在周恩来夫妇身边的孙维世，已经23岁的人了，在与别人说起周恩来夫妇的时候，就没有像姐姐那么的叫爸爸妈妈，而是叫他们为“总理爸爸”、“小超妈妈”。

　　孙新世被送进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周恩来的秘书受周恩来之托送她去上学，并为她在学校的宿舍里铺好被子，临走又一再告诉她，让她有时间就回西花厅，总理爸爸和小超妈妈都很想念她。

　　孙维世结婚后，孙新世就搬进了西花厅，住进了姐姐常住的那间屋子，与周恩来夫妇为伴。周恩来无论有多忙，只要听说孙新世从学校回来了，就同邓颖超一起到她的小屋子里来看看，问她学习和生活的情况，那种慈父般的关爱，孙新世多少年后想起来都热泪盈眶，她说，那才叫幸福啊！后来孙新世成家了，有了女儿，她给孩子取名小颖。邓颖超看见孩子，立刻抱过去，将脸贴在孩子的脸蛋上，乐呵呵地说：“好了，我们家不但有大颖，也有小颖了，让大颖亲一亲我的颖！”西花厅里立刻充满了笑声！令周恩来夫妇没想到的是，不久他们家又来了一个“三女儿”……

　　周恩来的家训

　　1949年3月，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机关的全体同志踏着早春的阳光走进北平。骨肉同胞，亲情难忘，周恩来打听到弟弟周恩寿在天津的地址后，便将自己已到北平的消息函告，并约他有时间前来一聚。

　　周恩寿知道身居要职的周恩来公务繁忙，不便打扰，于是便派女儿秉德为“特使”，前来看望兄长。

　　周恩来下班回到家里，邓颖超就对他说：“恩来，我们家又多了一个女儿了。”周恩来有些惊奇地问：“哪里又来的女儿？”于是，邓颖超便引他去另一间屋子里看周秉德。

　　周恩来看见周秉德的一瞬间，小姑娘那张与弟弟相仿的脸，令他惊喜不已。他走过去，左看右看，越看越喜欢，便将孩子拉到怀里，兴奋地说：“真的呀，我们家又多了一个女儿！”到了吃晚饭时，邓颖超说：“今天秉德来了，是不是多加一个菜？”周恩来说：“可以呀，那就加个韭菜炒鸡蛋吧。”邓颖超担心只加一道菜不够，周恩来说：“家里中午不是还有剩菜吗？把它热一热就够了。”周秉德没有想到，在中南海这个大院里，做了政务院总理的伯伯家里，还要吃剩菜。饭菜都端上了桌子，周恩来将热了的剩菜放在自己跟前，将新做的韭菜炒鸡蛋放在初次上门的侄女面前。

　　到了星期天，孙维世、孙新世都回来了。周秉德与她们很快就熟悉起来，西花厅变得异常热闹。周恩来夫妇与“三个女儿”一起说笑，院子里充满了青春的笑声。

　　看着“三个女儿”高兴的样子，周恩来对孩子们说：“你们都回来了，我们今天吃饭加个菜吧，你们想吃什么？”孙维世说：“来个红烧狮子头。”这个提议得到了另外两个孩子的拥护，于是周恩来家由原来的每餐两菜一汤变成了三菜一汤。当红烧狮子头端上来的时候，三个孩子都高兴地拍起手来。

　　又是一个星期天，三个孩子都回到了西花厅，周恩来将她们叫到身边，询问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当得知她们在学校和工作单位的表现都很好的时候，周恩来开心地笑了，对她们说：“你们都是好孩子，过去革命的年代，你们跟着父母吃了不少的苦，现在你们又能跟父辈一起建设国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我从内心里真的很感谢孩子们。”周恩来说：“女儿们，看到你们遵守国家法纪，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我很高兴啊！我们共产党干革命是为什么？还不是要让国家能够独立富强起来，让你们下一代能过上好的生活。我这里说的是你们一代人，绝不是你们这代中的某些人或某几个人，某几个小集团，如果我们有了权就为自己牟私利，那同国民党政府有什么区别？我们如果这样做，又如何对得起那些为今天牺牲了的先烈！”说到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先烈，周恩来的眼圈有些发红。

　　自从进入和平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建设的开展，周恩来家过去失去联系的一些亲戚来找的多了，他们有的想托周恩来帮助办一些事情，这让周恩来很伤脑筋。同时，三个“女儿”在外面如何呢？是不是能够像普通公民一样地遵守国家法纪，不搞任何的特殊？在自己的亲戚和相识的友人中，会不会有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去牟取一些违背原则的个人私利？这成了开国总理周恩来日夜思考的“家庭”问题。

　　于是，周恩来提出，要给大家立个规矩，三个“女儿”都表示赞同。周恩来说：“这个规矩不光是给你们的，也是给我们周家所有亲戚朋友的，大家都得遵守，谁要不遵守你们也可帮我监督。”“三个女儿”看着周恩来，见他脸上的表情出奇的严肃。

　　周恩来说着走到自己的房间里去，拿着一张写满字的信纸出来，让孩子们坐在他的面前。

　　周恩来严肃地说：“我这里拟了十条家训，念给你们听听，如果没有意见，每个人就抄一份放在身上，便于随时地提醒自己。以后我们周家的亲戚朋友来了，也要发一份给他们，大家都要严格遵守。”

　　周恩来念道：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我，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夫妇在中共党内是一向以严于律己著称——尽管这种律己甚至有些苛刻。正是严于这样的家训，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在内务部供职时，周恩来特地关照内务部部长曾山，要给周恩寿的干部级别定低一点、工资向低标准靠拢。周恩寿由于身体不太好，有时会休病假，周恩来就动员他早点退休，不要在单位里一边工作一边养病。邓颖超作为党内元老定级为行政五级，本来无可非议，可是周恩来仍旧要压下一级，按照六级的标准给邓颖超。至于周恩来的侄辈周秉德、周秉健等人在他生前没有额外沾上一点的“光”，反倒是因此多受了一些苦。对于孙维世、孙新世这对烈士的女儿，周恩来对她们虽然关爱有加，但也是严格要求，让她们生活在人民中间，从不许她们有一点特殊。

　　（摘自《周恩来养女孙维世》　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