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留下做人做事的榜样忆同事王亦军杨丽琼

　　临走，他叫了我一声“丽琼大姐”！

　　共事以来，18年了，他一直直呼我的大名。突然一声“丽琼大姐”，顿时让我潸然泪下、悲从心生！

　　49天前（5月27日），无情的病魔夺去了新民晚报的好记者，我的好同事、好兄弟王亦军年轻的生命。

　　亲友同学同事们的痛惜悼念文字纷至沓来，大家众口一词：亦军博学、厚道、坦荡、低调、细心、诙谐、快乐、才思横溢、文字精妙、与人为善、讲义重情、充满活力、傲骨仁心、不随波逐流、生活颇有情趣、好人呐……这些文字，正是共事18年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他的记者发稿一直署名“王亦君”，毕业自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他，对传统中国所称“君子”的才德仁义修养等内涵自然有着丰富精准的理解，“君子”是他一生自律和追求的境界。

　　他的低调、不事张扬少有人能企及。他曾获江苏省优秀团干部称号，他所在的球队曾获江苏省中学生足球比赛冠军，他是当年常州市的高考文科状元，他曾担任北大中文系学生会主席，他和中国足球的许多知名人士、中国体育新闻界的不少“大牌”记者都是莫逆之交……他的这些足以作为谈资的历史，我这个老同事居然在他身后才听到。他的祖母是江南望族钱氏家族的闺秀，也是前些年我翻看他给父亲整理的传记，才偶然知道的。

　　他是个只知奉献不求名利的人。他被徐世平等当时新民晚报体育部的几员“大将”在各大媒体众多体育记者中选出，并成功游说“转会”本报北京记者站时，已在业界和球迷中有着很高的知名度，但他却没有丝毫的恃才傲物。除了继续以极大的热情报道足球和各类体育赛事，他还欣然接受时政、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新闻的采写任务。每当有路远、天气恶劣、时间紧、难度大的采访，每当站里有采访以外的事务性杂事，他都会主动开口：“我去吧”。他对笔下的文字精益求精，却从不关心申报奖项，因此很多好稿无缘新闻奖。一些重大采访重大活动完成后报社给记者站奖金鼓励，他从不问数额，分给他多少就是多少。

　　他对足球和体育的酷爱常令我这个“体育盲”觉得不可思议。1987年他大学毕业时，北大学子还是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在他面前有中石化等几个央企、学术研究出版机构、机关可选择，他却毫不犹豫选择了中国体育报，从此矢志不渝、乐此不疲地坚守在足球及体育新闻采写的职业生涯上。有时他意犹未尽谈论起他的某篇得意稿子，却见我对某球员、某教练的名字一脸茫然时，他总是显得很无奈。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百多个始自1988年的采访证，遇到我女儿好奇翻看，平时话不多的他会指着一个个他精心挑选留下的证件，饶有兴致地给她讲述以往各种赛事。

　　他还是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爸爸。他的母亲在他20岁时去世，后来继母进门，他对继母恭敬有加。当他的住房刚有所改善，就立即将父亲和继母接到北京同住，直到两位老人不习惯北方生活执意要走。继母去世，他携妻儿全家请假奔丧。年复一年，除非加班，他所有的节假都在家乡陪伴老人中度过。到傍晚下班时间，会见他敲着敲着键盘，看看手表便关上电脑。问他“稿子写完了？”他常答：“先回家买菜做饭，晚上再接着写。”他身上透着北方人的豪爽粗犷，可是一见儿子，就变回了温和的江南人，我和同事曾在背后笑他：“一见儿子，他的眼神、语调都变了，透着温柔。”他对儿子的人生嘱咐仅仅只是：身心健康，向上，乐观，担当，有一份能够支撑独立生活、最好还是热爱的工作，有一个和美的小家庭。这其实正是他在当下喧嚣浮躁的社会中所做的人生选择。

　　2012年3月底，我第一次从他那里听到“骶部脊索瘤”这个陌生的医学名词。从此，他开始频繁进出医院，两年做了五次大手术以至高位截去左腿。我和同事去医院探视，几次见到刚做完检查或清创出来的他因剧痛而大汗淋漓，但从没听到过他哼一声，常常是边朝我们笑笑边着急地说：“医院这么乱，叫你们别来了，怎么又来了？”他给妻儿留下两张记得密密麻麻的A4纸，要他们记住去看望过他的各位亲友同事并致谢。他还深情地说，到新民晚报“将近18年来，尤其是这两年生病后，报社诸公关怀备至，着实待我不薄，我铭记在心！”

　　八宝山告别那天，我们估计前来的亲友不会超过100人，因为报社总部在上海，他的家乡在常州，许多人因为工作无法分身，只能以花圈、唁函、挽联表示哀悼。谁承想，150支黄白菊鲜花很快被取光，数量远远不够。更没想到的是挽联之多，印象中只有京城文学、文化界名人的告别仪式堪比，令现场布置张挂一时措手不及。告别厅内外的氛围更是让人难以承受的沉重哀伤。

　　他是我工作过的7个单位中唯一一位共事长达18年的同事。回忆与他共事的点点滴滴，都是温暖感人、高尚纯粹、勇敢自尊的细节。正如中国足协副主席、曾担任国际足联执委和亚足联主席的张吉龙先生在他的告别仪式上致的悼词中所说：“亦军没有留下辉煌显赫的业绩和成就，只留下了做人做事的榜样。他对中国足球新闻宣传有着一份看似普通但又不可或缺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