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为何失败，有何教训？这个中话题自战败之日起讨论，120年过去，仍未休止。对百年前的这场战争进行反思很有必要。——摘自2014年第6期《同舟共进》

　　近代史叙述上有一误区，即将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相提并论，其实更接近明治维新的是清末新政，后者才是中国版的“明治维新”。但就甲午战争而言，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才有意义，因为在这场决定中日国运的大战中，日本全然战胜而中国全面失败，结局惨痛，令国人难以释怀。百多年来，后人也许要问：同样被西方列强用炮舰敲开国门，同样在屈辱条约下向西方学习，同样的努力、同样的时间段，为何结果会如此不同呢？ 

　　向先进者学习：学其皮毛与学其灵魂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似乎重归太平。上至朝廷，下至士绅，无人提起也无人愿意提起那场不愉快的战争，林则徐也不无遗憾地认为：“议和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亦大书‘免谈国是’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20年后，随“千岁丸”来沪考察的长州藩士高杉晋作得知《海国图志》竟在中国绝版后，不禁感慨地说，清国“徒然提倡僻见，因循苟且，空度岁月……故由此而至衰微也。”《海国图志》系魏源在鸦片战争后为警示国人而编写，孰料国内乏人问津，传入日本后却热销不止，几成洛阳纸贵之势。据统计，《海国图志》在日本的翻刻版本达22种之多，其他如徐继畬的《瀛环志略》、陈逢衡的《英吉利纪略》也都大受欢迎。 

　　日本打开国门始于1853年的“黑船事件”，比中国晚12年。此前，日本同样是闭关锁国而只在长崎开了一个窗口，允许中国与荷兰商人来往贸易（类似于广州十三行）。列强东来后，这一局面最终被美国准将培理打破，英、法、俄等国纷至沓来，延续了两百多年的德川幕府统治遭遇了最严重的危机。 

　　同样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日两国的危机应对却迥然相异。在萨摩、长州等藩下层武士的努力下，幕府统治被迅速推翻。立国之初，明治天皇即将“求知识于世界”写入“五条誓约”，在内力与外力交融之下，日本开始了三十年持续不懈的西化强国进程。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东亚文化圈的中心，其文化具有原生性与稳定性，因而对西洋文化反应迟钝，转型缓慢；而日本处于东亚文化圈的边缘，一向有学习外来文化的传统，其文化是次生的、易变的，因而对西洋文化反应敏锐，转型也更为快捷。 

　　或许因为日本一直都在向别国学习，没有历史的包袱和负担，所以失败后能迅速调整角色并转而向更强者学习；而中国则有太多的骄矜与自尊（或说傲慢与自大），失败后往往转化为所谓“阿Q精神”或说“鸵鸟心态”。心里未必真服气，由此也不会认真对待。从“一鸦”到“二鸦”的近20年，正是西方科技文化诸方面突飞猛进之时，以战舰为例，1840年英国舰队仍以风帆动力为主，但到1860年，英法联军全换成了蒸汽战舰。对此，中国却浑然不觉。 

　　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记载：1861年，胡林翼调集大军合围安庆后，率幕僚登山以察地势时，“忽见两艘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于是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此后，每当有人谈起洋人洋务时，胡林翼总是摇手闭目，神色不怡，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数月后，胡林翼薨于军中。胡林翼是与曾国藩齐名的中兴大臣，为何西洋轮船会给他带来如此大的震动？睿智者已经看到，旧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但对于新时代他们却一无所知。如此，安能怡然自得？！ 

　　“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李鸿章的这段话无疑揭破了中国之痼习，但30年的洋务新政究竟学了什么呢？造船、造枪、造炮，无一不仿制，无一不落后西方二三十年甚至更长。事实证明，向西方学习不能零敲碎打而是系统工程，一个只会仿照枪炮而没有自我创新与自我造血功能的国家，除向列强买军舰、送订单，别无选择。举例而言，江南制造总局造了近30年的枪，还设计不出一支具有本国知识产权的步枪，更不要说大批量生产；同时期的日本已设计出适合日本人使用的春田步枪并配给部队。天津机器局为北洋舰队专供炮弹，却造不出作战急需的爆破弹；而同时期的日本人发明了杀伤力极大的“下濑火药”并在黄海大战中发挥重要作用。还有造船、修船等，起步更早的中国都一一被日本甩在了后面。 

　　“坚船利炮”是西方给中日两国的第一印象，但向西方学习的内容中，军工并不是第一位——教育才是。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只有教育才能让一个国家焕然一新。洋务新政初期，恭亲王奕试图将京师同文馆发展为“皇家学院”，并为全国的新式教育树立典范，但他建议从举人优贡甚至翰林编修等高级别士人中选取学员，未免太急功近利，此举引起轩然大波。在守旧派的阻击下，这场无谓的争论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走向。之后，科举依旧，陈腐的学习内容让中国与时代越走越远。

　　日本制订了规模宏大的普及教育计划

　　反观日本，明治初即颁布《学制令》并制订了规模宏大的普及教育计划，其“政府主导、全国动员、全民参与”的模式在数十年后成果斐然。1895年，日本的小学入学率已达61%；1900年实行小学免收学费后，入学率很快升至98%。在长期而系统的努力下，日本各类人才的培养显著增强了其科技力量，也有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换言之，没有教育的近代化，就没有日本的工业化。如果教育改革是明治维新的灵魂，那么殖产兴业就是日本崛起的基础。如中国的洋务新政，明治政府最初也兴办了很多官营企业，但之后果断地将非军工类企业全部廉价出售，这一做法减轻了财政负担，同时为民间资本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后者不但增强了日本国力，也成为明治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反观同时期的中国官办企业，死气沉沉，效率低下，民间资本又长期被压制，毫无竞争力。一个农业社会，如何能对抗工业社会呢？从很大程度上说，清廷对待西方的态度是既惧之（制度、实力）、又厌之（人种、文化），实行的是有距离的接触政策，充其量是“不介入、跟着走”，这与日本采取的主动追随融入的战略迥然不同，其发展速度与效果也由此差异巨大。

　　中日两国都曾多次派出使团前往西方国家考察访问，如1866年后，清廷相继派出斌椿考察团、蒲安臣使团前往欧美各国，但由于考察人员品阶太低加上清廷重视不够（关键还是对西方文明不以为然），这些人回国后大多被弃置不用。同一时期，日本也派出高级别的岩仓具视考察团前往欧美，回国后，考察团成员大多成为朝中巨子，给之后明治维新的具体实践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板。 

　　明治维新为追求“文明开化”，日本官员几乎到了取媚洋人的地步。相比于日本，清廷显然要“自尊”许多。由于洋人不肯遵守天朝礼仪下跪，清朝统治者一直拒绝接见外国使节，直到1873年同治皇帝亲政后，在外方反复交涉下，才不得不答应。可以想象，一个连外交使节都不愿接见的国家，如何能指望它跟上世界潮流并完成民族的复兴呢？桑原骘藏在《东洋史说苑》中说，中国人爱好和平源于中国人本质上是文弱的，如孔夫子说的，“足食、足兵、民信”三者必去其一的话，首先拿掉的就是“足兵”，即军备。桑原骘藏以为，“中国经历了许多次的战争，然而他们并不好战。比起那些强悍的民族，中国人的个性也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