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我与中国晚报学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我国的晚报事业如日中天，十分红火，已从“十年浩劫”前的10余家一跃发展到100余家，从业人员数以万计。如此兴旺发达的“晚报现象”，迫切需要有识之士来进行科学抽象和理论引领。时任中国晚协会长的顾行先生，四处游说，亲自撰文，热切呼唤尽快创建我国社会主义晚报学，尽快编写《中国晚报学》。然而，由于此项工作面广量大、基础薄弱，进展十分迟缓，顾行会长生前未能实现这一心愿。后来，在以李夫为会长的中国晚协的全力推动下，事情总算有了新的转机。1998年4月，我的前任、《新民晚报》原总编辑、中国晚协学术委员会主任束纫秋先生，在我和一批离退休老报人的大力支持下，毅然接受中国晚协的委托，以晚协学术委员会为支撑，在上海组成由老报人、新闻院校专家学者参加的专门班子，开始启动了编纂《中国晚报学》的浩繁工程。当时我还在任上，何况又身兼中国晚协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因而在办公用房、对外联络和后勤保障上，一路大开“绿灯”。在编纂过程中，束老宽厚谦逊、不耻下问，多次主动和我交谈切磋，作出决断。由于他当过《辞海》副主编，有编纂辞书的丰富经验，从确定选题、编写纲目、组织稿件到合成出版，流程熟悉，亲力亲为，进展顺利。经过将近两年的努力，这部49万余字的中国第一本晚报学专著，终于在2001年9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式出版。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邵华泽应邀为《中国晚报学》作序予以鼓励，中国晚协发文广为推荐，这本专著受到了业界、学界和社会上的广泛好评，并获得上海市社会科学类著作一等奖的殊荣。这就是我和《中国晚报学》一书之间的因缘。除此之外，更为主要的和经常的，恐怕还是我利用自己在《新民晚报》主持工作多年，以及长期在中国晚协担任常务副会长和学术委员会主任的有利条件，念兹在茲，脚踏实地，假以时日地为创建我国社会主义晚报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认真学习、努力传承和积极传播赵超构的办报思想与崇高品格。我有幸和赵超构面对面办公数年，不时聆听他的教诲，受益匪浅。1992年2月他不幸病逝后，我陆续在报刊上撰发过五篇学习和纪念他的文章，从不同侧面介绍学习他的办报思想的心得体会。在他辞世后不久，我应约写了一篇题为《报坛楷模 风范长存——赵超构老社长的办报精粹》的长文，获新华社当年好论文奖。

　　2010年5月，在赵超老诞辰10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我应邀作了《中国晚报界的一面旗帜》的主题发言，会后还拟题为《百年不忘老社长》在《新民晚报》发表。我的发言和文章，在深情地阐述赵超老的办报思想、道德文章和高风亮节的同时，更多的是由衷赞颂其在中国晚报界所产生的广泛而久远的影响。以赵超老的办报思想为指导，紧密联系当前的办报实践，在求实中创新，在继承中开拓，积极探索和总结办好社会主义晚报的新理念、新思路、新经验、新方法,为营造中国晚报学的大厦添砖加瓦、献计出力。自1988年任职晚报工作以来，除继续关注新闻评论学以外，晚报课题便成了我的又一个研究项目。1995年年初，在新闻竞争日趋激烈、晚报发展受到严峻挑战的形势下，我结合自己在《新民晚报》已当了七年总编辑的甜酸苦辣，特别是联系本报在1992年7月扩版一倍获得成功的切身感悟，以《对新时期晚报工作的思考》为题，从新时期晚报的特点、当前面临的四大挑战、应对竞争的三个方略等，逐一作了有理有据的阐述，不无针对性和指导性。这篇论文不仅在《新闻战线》的征文比赛中拔得头筹，还被收入1996年的《中国新闻年鉴》,并获得第六届中国新闻奖论文一等奖。近几年来，在新兴媒体的“抢逼围”面前，一些晚报自己“唱衰”自己。我以《报业转型再出发》为题撰写了一篇6000余字的论文，告诫晚报同仁：“劝君莫奏衰亡曲，从容应对最重要；化险为机自有道，晚报转型攀新高！”并从四个方面，由虚到实地论述了当前形势下晚报转型发展的选择路径。总之，近20余年来，结合不同时期晚报的具体实践，从新闻理念到办报业务，我撰写、发表的学术论文多达3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