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７年，作为第五批上海援藏干部，我来到了西藏。此后的三年里，一直担任日喀则地区上海实验学校校长。

　　这所学校的前身是日喀则地区南郊小学，是日喀则地区最薄弱的学校之一。我去的时候，学校的小学部和初中部刚刚建成，尽管硬件做得一流，但学校在当地没有一点儿影响力，学生大量流失。我立志一定要把这所学校办好。

　　学习成绩是衡量学校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我提出，一定要把日喀则地区的第一名拿到。起先，当地的老师觉得，我们不可能是第一名，前三就不错了。我要求初一和小学一年级的老师要做“妈妈”，特别是对待农牧区的孩子，要照顾他们的生活。我特别重视开班会课，要求班主任开班会告诉学生如何制订学习计划，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我们还利用上海的远程教育网，让日喀则的同学和老师知道上海老师是如何解决学习习惯问题的。我也给他们代过一些课，如何培养学习习惯方面的一些讲座，包括学生自己如何进行分析，如何大胆提问。在硬件方面，我们也努力为学生营建一个好的学习氛围。藏族的学生，喜欢在有草的地方坐着。所以，沿着绿化带，我们做了很多像公园里那样的漂亮椅子。学生读书的时候，就可以坐这些椅子。

　　我们的学生也特别努力。第一年中考完，我正好在拉萨办事，去教育厅查阅了成绩，欣喜地发现全自治区６００分以上的只有１１个，我们学校就占了９个！这个结果让教育厅工作人员也感到非常吃惊。日喀则地区教育局塔吉局长听了我的汇报后，激动地说，２０多年了，没有取得过这样的成绩。那一年我们的平均分，比原来的第一名拉萨八中高出了８０几分，比自治区重点分数线，高出了１１０多分。

　　当时很多拉萨的学校都不服气。可连我自己也没想到，这只是开了个头。第二年，我们又考了第一。虽然６００以上的只有５个，但是中间部分的分数很高，平均分也更高了。这样，质疑声就少了很多。到了第三年，考试的时候我在，６月２５日，我离开西藏了。分数出来后，老师们纷纷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我们又是第一名，状元也在我们这里。第四年、第五年，那些老师们都给我打电话，我们仍然是第一。

　　在西藏期间，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词是“兄弟”。这个词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指我们整个第五批援藏干部团队，扩大一点也指整个上海在背后的支撑；第二个概念是指当地的民族兄弟。有一个徐汇区的语文老师让我非常感动。他做了一个讲座，效果非常好，日喀则其他学校的老师都来听。讲完之后，听报告的老师都觉得意犹未尽，非要让他上一节公开课。我告诉那个老师，上公开课，很可能会有严重的高原反应，这个老师说，没关系，我们都是教育工作者。当天中午他开了一节课，下午就因为高原反应发烧了，不得已留在了日喀则，错过了一生中可能唯一一次去珠峰大本营的机会。

　　当我要离开的时候，当地的干部、老师又让我感动了一次。原来我一直以为，这些老师会挺恨我的。因为我批评人很厉害，还有一些措施很严厉，比如迟到是要扣钱的。但是，到了要离开日喀则的那一天，我还是哭了。因为，全校的教师都来送我，有的还在那里嚎啕大哭，舍不得我走。送给我的哈达，从脖子戴到了头顶，取下来一批，又盖上去，一层层又到了头顶……

　　十日谈

　　援藏二十年

　　有些事情是无法体会到和了解到的，明请看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