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的170多年历程中，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从封建小农经济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此期间，“企业”的概念被引入中国，企业家也是从无到有，并在晚清洋务运动、民国早中期、改革开放初期、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2000年互联网浪潮兴起的五个历史阶段中，分别形成了较为典型的五代企业家。

　　洋务运动催生中国第一代企业家

　　1840年鸦片战争及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失败，使一批优越感极强的中国精英人士面对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挑战如梦初醒。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开始兴办“洋务”，发起了“洋务运动”，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从而催生出了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企业以及第一代企业家。

　　这一时期的企业分两类：一类是完全由政府投资的官办军用企业；一类是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洋务派首先认识到，是洋枪洋炮打败了当时的中国，因此他们首先从开办军火工厂开始。从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到1893年张之洞创办湖北枪炮厂，洋务派官僚先后创办了大大小小19个官办军火工厂。

　　19世纪70年代，为弥补军工经费之不足，洋务派官僚通过向社会集资入股的办法来创办民用工业。因此“官为维持，商为承办”的所谓官督商办企业便应运而生，成为当时民用企业的主要形式。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在洋务派官僚的组织下，先后兴办了20多个官督商办民用企业，涉及采矿、冶金、纺织、航运、铁路以及电讯事业等。这些企业构成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

　　和官办军用企业不同，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已经具备了初步的企业性质。这些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并具备了初步的股份制企业性质，完全采用雇佣劳动方式，按照机器化大生产方式从事生产劳动。可以说，官督商办企业已经初步具备了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

　　这一时期的企业特点在于均为政府主办或依附于政府，因而企业家或作为政府企业的经理人，或依附于政府势力。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晚清第一经理人”之称的郑观应及有“红顶商人”之称的胡雪岩等。在当时官办以及官督商办的环境下，第一代企业家很难有所作为。

　　实业救国声浪中产生的第二代企业家

　　1895年甲午战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大清王朝的绝对权威也开始瓦解，新思潮日渐涌动，有力地推动了民智开化，越来越多的民众以及绅士接受并投身实业，成为民族资本家，第二代企业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作为第二代企业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张謇，在慈禧六十大寿恩科会试中高中状元。甲午战争的失败，促使这位状元脱下朝服“下海经商”，以“实业救国”为担当，办厂兴业。1895年，张謇开始在南通筹办大生纱厂。在经历了艰难的创业期后，大生纱厂蒸蒸日上。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利润高达1000多万两。不到10年的时间，张謇在南通创办了10余家企业，成为当时最为显赫的民营企业家。

　　与张謇同一时代的第二代企业家代表，还有被毛泽东评价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的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1902年，荣氏兄弟与人集资在无锡合办保兴面粉厂，开始了投资工业的脚步。由面粉业发家后，荣氏兄弟进而投资纺织业，荣氏家族的辉煌由此开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列强陷入战争泥潭，无暇东顾，中国赢得了相对平稳的经济环境，荣氏兄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力扩充企业。荣氏企业分厂之多，规模之大，产量之高，品质之精，利润之丰，远非当时其他华商企业所能望其项背。荣氏兄弟因此被誉为“面粉大王”、“纺织大王”。

　　第二代企业家阶层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经济上看，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一种新的经济因素，其产生发展有利于社会进步。从政治上看，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阶级基础，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阶级条件。从思想上看，为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社会基础。此外，一些年轻的第二代企业家，如荣德生的四儿子荣毅仁，以及王光英、刘靖基等，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重新被国家委以重任，为国家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改革开放初期诞生的第三代企业家

　　1949年6月10日，解放军采用军事管制的办法接管上海证交市场，打击投机者，控制金融市场，上海金融中心的中心——上海证券大楼被军管会接管并关闭，也意味着中国民营资本进入金融市场的大门从此被关闭了。

　　1950年8月10日，从香港回到北京的卢作孚，将民生公司的资产以“公私合营”的方式交给了政府，民生成为全国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到1956年底，全国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已占原有资本主义工业总户数的99%，占生产总值的99.6%，意味着中国正式进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时代，企业家阶层在此后的将近30年也停止了发展。

　　从1949年到1979年，特别是“文革”10年，中国闭门搞计划经济，错过了国际产业链分工的绝佳机会。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民营企业几近灭绝。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在这次改革中，一位名叫步鑫生的厂长被推到了时代的镁光灯下。

　　198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的文章，报道他在海盐衬衫总厂的各项改革。当步鑫生接手时，只有300多名职工的海盐衬衫厂濒临破产。他想到了改革，出手就是几“板斧”：在车间实行“联产计酬制”，做多少衬衫，就拿多少工钱，上不封顶，下不包底。当时时髦的概括是：打破“大锅饭”。同时狠抓质量，员工做坏一件衬衫要赔两件。“你砸我的牌子，我砸你的饭碗”，此话由步鑫生说出后曾风靡一时。一系列举措打响了海盐厂衬衫的牌子。1985年，上级领导一再要求步鑫生上项目、提高指标，海盐衬衫总厂陷入经营困境，西装大量滞销。1988年步鑫生被免去厂长职务，“步鑫生神话”就此落幕。

　　正当步鑫生无奈谢幕时，一位名叫马胜利的企业家又一次点燃了国企改革的激情和希望。1984年他承包了石家庄造纸厂，被称为“承包国有企业的第一人”。1987年承包全国100家亏损造纸厂，组建“中国马胜利纸业集团”。但因为企业盲目扩张，1995年马胜利因企业效益滑坡被上级免职，石家庄造纸厂资不抵债申请破产。马胜利的下坡速度和上坡速度几乎一样快。

　　1994年之前，国企改革的思路都是放权和两权分离。这种简单的扩权让利和两权分离改革，使国营企业没有真正实现政企分离、产权明晰、自负盈亏和自主经营。因为无法解决产权问题，无数风光一时的改革偶像如步鑫生、马胜利等沉沙折戟。在中国企业史上，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们试图通过管理革新，改变由于体制环境带来的企业困境，而这几乎等于是一条无法走通的悲壮之路。可以说，他们是改革路上的悲情英雄，但是，他们对国企改革的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