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是我考入中央音乐学院的一年。那年，中央音乐学院吸引了来自全国的两万七千多名考生。这些考生分布在四个考场：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最后，从这两万七千名考生中脱颖而出的213人接到了录取通知书，正可谓是千里挑一。

　　那时候我就听说，其实这二百多新生也不是最初的数字，而是扩充之后的结果。原来的名额是105个。而这其中的变化，来源于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里有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他叫邓启元，不过这个名字很少被人提起，因为他有另一个名字更为普及：邓大眼。

　　如今我们都很尊重地称呼他“大眼老师”了。依然不称呼他的正名。

　　那时中央音乐学院的上级单位是文化部。十年停止高考的结果是社会上积累了大批学习音乐的精英学子。将近三万名考生只能收取100名左右的新生，意味着很多优秀学生被拒之门外，学院各系的老师们都陷入了极度的纠结当中。

　　当时学校里的几位青年教师，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沟通了很久，决定写封信给中央，请求最高领导为这些莘莘学子扩展通道，不拘一格招揽人才。写信的对象是当时复出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几位青年教师是：李春光、杨俊、储望华、崔静媛、潘一飞、左音。杨俊首先提笔写信，洋洋洒洒七页纸。之后反复修改，讨论，最后，这封信交给了邓大眼。

　　我上大学前是中国铁道部文工团歌队的小学员，恰巧邓大眼也在这个团，他是男中音，所以我认识他。入学时，隐约听得有人说起，我们这些学生得益于学校老师们给中央领导写的一封信。而送信的人，正是我曾经的同事，男中音邓大眼。

　　直到今年教师节，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专门为我们中央音乐学院的77届师生制作了一次特别节目。我见到了久违的大眼老师，才听到他讲述了当年的往事。

　　那个年代，给最高领导人写信，有那么容易送到吗？即便能够送到，可能那样顺利那样快捷吗？或许这就是大家的运气，邓大眼的叔叔是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宣部部长邓力群。

　　大眼说，他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是1977年的12月9日，一个寒冷的冬夜，他在家门口等来了骑着自行车的写信人之一储望华。下了车，储望华从怀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交给他。他收好了信，转身又骑上了自己的自行车，顶着一股冷风在昏暗的小路上疾行。储望华一直在身后望着他，双手拢在嘴上大声嘱咐着：“大眼啊！当心呐！你千万可别出事啊！”

　　你能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状吗？邓大眼身后岂止是一个储望华？他身后是充满教育者良知的六位可爱可敬的老师，是张开双臂渴望把弟子们拥入怀中的中央音乐学院，更是等待了十年才走进考场的将近三万名考生心中的期盼。

　　仅仅两天之后的12月11日的晚上，邓大眼的堂妹、邓力群的女儿给他打来电话：“启元哥哥，你们交给爸爸转的信有批复啦。”邓大眼保留着信的原件图像，那上面有邓小平的亲笔批示，原文是这样的：

　　看了这封信所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华主席、先念、登奎、乌兰夫同志阅后交文化部党组处理。

　　华国锋、先念、登奎、乌兰夫几位中央领导都在自己的名字上面画了圈，最后一行是邓小平的签名。日期是（1977）12月11日。

　　原定的100个名额迅速扩充到210个，千里挑一的二百多名考生在1978年的时候从全国各地聚集到北京的鲍家街，十年的蓄势，后来几乎个个成材的一代新生涌向中央音乐学院。那一天是我们这些入学新生的节日，那一天我们开学了！

　　想起那一天，犹如昨天发生的事。

　　如今的大眼老师已经是满头白发了，他笑眯着两眼和我打招呼，提起他当年的“功绩”，我向他表示感激之情，他用浑厚的声音回答我：“嗨，那不算功绩，我只是充当了一次邮递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