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化人，到了上海，不到福州路，等于没到上海。一个读书人，到了福州路，不到上海图书公司，等于没到福州路。我自己藏书中的相当部分都是在“上图”淘的。本来，淘书之乐，全在于可遇不可求。套用王国维的话说，真可谓：众里寻它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书正在，犄角旮旯处。

　　记得“文革”后期，“上图”（那时还叫上海旧书店）二楼，店堂正中的石梯子上去，先左手拐弯，再右手拐弯，推开一扇半截玻璃门，一边是露台，一边有单间，进门查单位证明，认证不认人，凭证“特供”有“封资修”嫌疑、不便公开销售的旧书。一个“三八式”干部，“牛棚”里“解放”出来，侥幸“结合”进“新生红色政权”，经不住他儿子“撬边”，帮我说话，说了一筐好话，破例赏我一张“局革会”证明，我用它买到了爱伦堡的《暴风雨》、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和法捷耶夫的《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后来，同一间房里，又买到作家书屋总经销的《鲁迅全集》和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只是不全，却便宜，每本20元。此时已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房不再森严壁垒，洞开门上也没了“闲人莫入”的贴条。

　　至于开明版的《二十五史》和《二十五史补编》，那是在新文化服务社（上海图书下属门店）买的。全套15大本，扉页上盖有华东局的“内部用书”章，品相上乘，不像有人翻过，另附好几期“刊行月报”。那时的“新文化”，还在长乐路上开着，绝对藏龙卧虎，结集好些个退出一线的“上图”老员工，个个火眼金睛，人人明察秋毫。经他们掌眼，少有漏网之鱼，常客中也就不乏何满子、冯英子、魏绍昌、郑逸梅的身影。举凡地道书虫，谁个不爱蓬头垢面里的披沙沥金、鱼龙混杂中的有所斩获？

　　再后来，“上图”六楼，有了博古斋主办的民间古旧书刊与连环画收藏品竞卖会，习称“小拍”。我领牌入席，曾有两大“拣漏”。一是邓之诚批校题跋了的《金銮琐记》，二是余天休亲笔题赠江绍原的《社会文化研究法》。若比名望，余天休和江绍原不在邓之诚之下，只是今人浮躁，浅尝辄止，轻慢了前两位，所以，拍下《社会文化研究法》，我花费不大，低于预期。问题是那书上多了一枚“王文宝”的印章。什么情况？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借进京办事机会，辗转找到通县，向王老本人求证。王老风烛残年，下厨有失，给罐装煤气灼着，躺在病床上见我。我说明来意，拿出包里揣着的书，老人顿时浑身抖颤，潸然泪下。原来老人后景凄凉，拮据窘迫，一时糊涂，被人诳走了江绍原女儿特意送他的纪念物……

　　还有就是福建路上的门市部，一共两家。一南一北，南的近人民路，北的毗邻福州路，中间隔了一座人行天桥，横跨延安路越江隧道，同样小得逼仄，别有风情。

　　如今每每经过梅龙镇广场，就会想到自己少年时淘书，老去南京路、江宁路口的门店转悠。如若囊中羞涩，便把心仪之书往书架后藏，藏在成排书背后，不让人家发现买走。每每经过淮海路、雁荡路口，又会想到中考前一天午后，还陪发小去那边门店买打对折的王少堂长篇评话《武松》，甚至误了看考场。所有那些门店，那些或大或小、时而热闹时而冷清的门店，都是“上图”前身。“上图”的前世今生，就是这样，切走了我有限生命的老大一块……

　　十日谈

　　古旧书香艺苑真

　　明日刊登一篇《和古籍书店有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