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的石库门里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上海最普遍的民居样式，承载了海上多少家族的兴衰荣辱、悲欢离合。今天重新阅读这一最具海派特征的居住建筑，可以引发对历史的追忆和文化的思索。

　　上海开埠后，英、美、法等列强为保护自己本国的利益，相继在上海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即租界。后由于太平天国和小刀会的起义，上海县城和苏浙等地的地主、富绅及大量难民涌入上海租界避难，“华洋分居”的局面被打破。一些洋商抓住难民租房这一商机，采用伦敦联排式布局，并以“里”作为名称，大量营建两至三层的木制联排房屋出租给中国人，这成为上海石库门里弄的雏形。1870年后，这种简易的木制房因存有安全隐患被取缔。当时的设计师把江南地区对称、规整、以天井为核心的厅堂式传统民居与欧洲联排布局相结合，将木制房改造成砖木结构，形成了石库门里弄最初的形式，史称老式石库门。20世纪20年代后，虹口北四川路一带开始出现一批以青红砖和清水墙为外墙，设有阳台的新式里弄住宅，并很快在租界普及开来。发展到后期，有的还安装卫生设备，少数的有汽车间，史称新式石库门。这种更能体现西洋建筑本质的里弄住宅，与原有的中西折衷形式的里弄一起，成为上海里弄住宅的两大主流。到上世纪40年代末，石库门里弄占上海市区全部住宅面积的60%以上。

　　红瓦屋顶、清水砖墙、石料门框、黑漆木门、铜质门环、欧洲贵族族徽浮雕或中国传统砖雕图案装饰的半圆形门楣、狭小局促的天井，是石库门建筑最具代表性的视觉元素。无论是三楼三底还是两楼两底，无论是单开间还是双开间，无论是新式石库门还是老式石库门，它们共同的特征，是把中国传统民居的封闭式院落住宅样式和欧洲联排式住宅样式巧妙融合在一起。石库门群体布局，相互毗连，一座接一座，一排连一排，从街面向纵深延展形成弄堂。由于每条里弄相对封闭，因而给居住者以强烈的地域感、认同感和安全感。正如胡同是北京的特色，弄堂则是上海的风景。1872年建于今宁波路的兴仁里是目前公认的最早的石库门里弄，打浦桥新新里、顺昌路大康里、曹家渡荣华里，以及药水弄、人安里、愚谷村、步高里、复兴坊等都是老上海著名的石库门里弄。

　　石库门见证了19世纪以来上海人的生活百态和岁月变迁，孕育了独特的石库门里弄民俗文化。钱庄、商号、作坊，货郎、叫卖、婴戏，弹棉花、修棕绷、裁缝铺，胭脂店、吃食摊、老虎灶，居民间的融合与摩擦，邻里间的其乐融融与唇枪舌战，“72家房客”的相互争斗，姆妈、阿爹、爷叔、娘娘、阿婆、阿嫂的热络称呼，世俗俚语，弄堂游戏，这些都是上海近代城市里弄的独特风景，是石库门留给上海人的最淳朴最温馨的记忆。

　　老上海的石库门也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缩影。陈独秀的《新青年》创办于吉谊里，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渔阳里，党的一大在兴业里76号召开，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西成里密划，五卅运动指挥部设在新新里。石库门里弄还走出了鲁迅、蔡元培、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沈钧儒、邹韬奋、徐悲鸿、张大千、黄宾虹、周璇、赵丹、阮玲玉、胡蝶、上官云珠、盖叫天等一大批文化巨匠和艺术名家，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特殊的文学派别——亭子间文学。

　　曾经哺育了几代上海人的石库门里弄，如今已成为上海的“文化符号”。这是百年沧桑铭刻在上海和上海人心中的符号。在上海步入国际大都市建设，人们逐步告别多家混居、几代同住的里弄住宅的今天，如何保护好一些典型的石库门里弄，研究它们的文化内涵及其历史、社会和艺术价值，传承弘扬和谐、温馨、融洽的邻里风气，使城市生活更加美好，这是需要各方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