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节日，舆论再次频频触及“节日反腐”话题。此时，我联想起全球廉洁度长期领先的瑞典。这个北欧国家的政务公开制度实行200多年来，由全体人民监督政府，人们对官员哪怕多捞多花公家的一个克朗也不能容忍，致使贪腐行为几近绝迹。

　　孰料，近年来瑞典竟也屡屡爆出公款消费、利益输送、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譬如，瑞典经济与地区发展署常借开会之机，包租庄园、游艇，组织豪华晚宴，享受滑雪等娱乐活动，违规花费1650万瑞典克朗。前年，这个中央机构在当地高档酒店召开年会，一天会议支出达113万瑞典克朗，其中晚餐花费超过42.8万瑞典克朗，人均超过1470克朗。而根据瑞典政府的规定，晚餐最高标准为每人600瑞典克朗。

　　如此严苛的法令、严格的制度、严密的监督，何以还有“吃公”乱象发生，还有贪腐土壤客观存在？对此，瑞典舆论进行了反思。瑞典反腐败研究所的报告认为，虽然法律法规减少了腐败的可能性，但再完善的制度也有漏洞可钻。这跟瑞典社会流行的只重结果、不重手段的实用主义有关。任何泄露团队中负面消息的人都被认为是“叛徒”和“告密者”，导致可能发生互相包庇的腐败窝案。因而，欧洲委员会下设的反腐败工作组去年底发布报告指出，瑞典政府应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以防产生体制内互相包庇的情况。

　　无独有偶。近日，中国一家央企有职工为举报违反“八项规定”的行为，自曝本单位的一份节日送礼清单，竟被同事斥为“品德败坏，过去讲就叫叛徒”。何其相似乃尔！

　　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问题，至今争论不休，甚至双方都有科学家从生理解剖学角度给出证据。但无论如何，西方俗谚“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并非无稽之谈。而如果说人性有先天缺陷，后天因素则更不容低估，诚如歌德所言：“人类尚不完美的向善决心，总是屈服于根深蒂固的习惯。”法治层面的制约、制度层面的防范固然不可或缺，但人的心理、社会道德所起的作用也要高度重视。有鉴于此，习近平提出要大力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他在强调“提高反腐败法律制度执行力，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最大限度减少体制缺陷和制度漏洞”的同时，指出“从思想道德抓起具有基础性作用”。良好的法治环境里，健全的制度与严格的管理，可以把人性之恶的空间挤压到最小，而把人性之善彰显至最大。但是，注重提防向善之心“屈服于根深蒂固的习惯”，却是一个日常而恒久的课题。

　　眼下，在查办贪腐案件、惩处违纪违法人员时，有些纪检部门已不再就事论事，而是从分析人性弱点入手，究其社会道德范畴的根源，这就非常明智。最近，广州市纪委在研究“节日反腐”问题时，着重分析了中国人情社会的相关特征，深入剖析节日腐败的深层次原因。他们认为，亲情重于礼法，是人情世故的基本特征，以情谋私是人情社会的功利特征，基于血缘、乡缘、学缘、业缘这四个圈子，是人情大行其道的基本依托。这种人情往来的风俗习惯，使一些干部混淆了礼与贿、情与法的界限，这种风俗习惯严重侵蚀干部的廉洁性。这样的认知，以及随之而来的有效举措，对于推进廉政文化的建设，扬清激浊、扬善抑恶，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