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大多数孩子都处在买不起疫苗的发展中国家。这就是科学与社会现实相冲突的地方。传染病建模人员不得不把灰暗的经济现实考虑到其研究中，想办法如何以最好的方式管理那些只有2%的人口才能接触到的疫苗。玛楚和她的同事们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模拟了若干种情况，在这些地区，人们能接触到疫苗的可能性从2%到30%不等。他们在其工作的一份概述中写道：“对于欠发达的国家来说，高效传播群体占据了人口的大多数，人们需要大量疫苗，通过对高效传播人群接种疫苗来间接保护高危人群。”可悲的是，需要最快获得大量疫苗的国家却最不可能获得疫苗。

　　众多疫苗制造商，比如葛兰素史克公司和赛诺菲-安万特公司，已经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捐赠数百万个疫苗，世界卫生组织也向发达国家施压，要求他们拿出10%的药品库存，尽管如此，这些举措仍显得不够。面对H1N1疫苗世界分布的不均衡性，盖茨基金会全球健康计划的山田忠孝博士深思熟虑之后，很不安地写道：“我无法想象，在危急时刻袖手旁观，富人活下去，穷人却死亡。”通过盖茨基金会，他出版了全球共享疫苗的指导方针，充满激情地呼吁：“富有国家也要排队买药，与贫穷国家一样领取属于他们的疫苗份额。”

　　当H1N1广泛传播，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定性为一种传染病时，科学家们迅速合成了疫苗，厂商们立刻生产出了这种疫苗。然而，直到疫情平息数月之后，疫苗才有供应，发展中国家所能负担的药量与发达国家不可同日而语。幸运的是，这次的流感病毒非常温和，但是世界经济形势却让疫苗无法成为对付传染病的最佳武器。

　　疏散疗法与“围堵”策略

　　什么是最明显的解决之道？那就是对患者使用可以根除传染病的药物。我们用几种抗病毒药治疗流感，用抗生素对付一波新爆发的淋巴腺鼠疫。但是，同样的问题出现了：如何才能把尽可能多的药物尽快分给尽量多的人？

　　答案并不是把每个人都送到医院。首先，人们感染疾病的地方可能没有医院；其次，在流行病爆发期间，医院已经人满为患。另外，被传染的人——尤其当其每个家庭成员都生病时，实际上已经不能下床去医院。罗伯·摩斯是墨尔本大学从事免疫接种研究的科研人员，他指出，在下一次传染病爆发时，我们需要采取新的方式配送抗病毒药物。

　　在研究了H1N1爆发期间抗病毒药物配给方式之后，摩斯和他的同事们发现，这些药物之所以配给不及时，只是由于一个简单的瓶颈：试验机构。医生从每个声称自己患有流感的患者身上取血之后，大多数都认真负责地交送了血样，接下来他们只能等待诊断结果，但反馈这些结果的实验室通常位于很远的地方。结果大量患者得不到治疗，实验室超过负荷，病例也随之越积越多。万一是一种更加致命的传染病，情况可能会是灾难性的。

　　摩斯相信，有几种简单的方法可以简化医生开药诊治的过程，从而疏通这个瓶颈。他将其称为疏散疗法。如果传染病正处在流行期，实验室又超负荷运作，这时诊断病人的最佳途径就可根据病人的具体症状来进行。患者的头疼脑热像是传染病吗？直接给他们药物好了。根本没有时间浪费。另外，摩斯还主张在尽可能多的地方，包括在网上，设立非正式的诊疗中心，便于人们获得诊断。如果患者出现了传染病的若干症状，应该允许那些通常不具处方权的护士们也能开出抗病毒药物。另外，要让快递员把药物直接送到患者家里。

　　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能更容易采用这种疏散疗法，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些国家，很多药物的配给本身就通过分散的、非正式的治疗单位进行。在偏远地区，为了让最大多数人获得治疗，他们已经设立了很多治疗站，那里的医护人员一直处理各种疾病，从黄热病到霍乱等等。

　　香港大学的胡子祺告诉我们，他的模型表明，国家应该一直储备两种不同的抗病毒药物，用来对传染病进行“围堵”。这是因为，病毒通常在流感季节发生变异，在治疗的过程中，病毒会变得具有抗药性。但是，如果我们配发两种不同的药物，病毒就无法因为快速变异而变得不可控。胡子祺所说的“围堵”策略似乎是有效的，至少在计算机对传染病在城市爆发的模拟中是奏效的（在这种城区中，人们在不同城市间频繁来往）。如果在疫情爆发的城市使用两种而非一种药物来对付传染病，将会比使用一种药物减少10%的受感染人数。受到变异病毒感染的人数将会从感染人口的38%下降到2%。这些数据非常重要，关键原因在于，我们的目标之一就是在传染病的传播过程中，阻止微生物发生我们根本就无法对付的变异。

　　发生传染病时，完美的应对之道是什么？一旦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疫情，为了阻止它演变成为大瘟疫，需要将疫苗以及至少两种药剂迅速送至被感染地区。首先给儿童接种疫苗。如果没有疫苗，科研人员要立刻投入到研发疫苗的工作中。非正式的治疗站要设在任何出现病症的地区，使人们可以得到快速、无障碍的治疗。从个人角度讲，我们最好谨慎小心，避免大型公众集会，尽可能呆在家里。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健康护理人员和传染病建模人员能够协调配合，合力找出适合每个地区的最佳治疗策略，毕竟我们在那时，所能掌握的资源都非常有限。

　　需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阻止传染病并不等同于医治每个人——而是医治每个最可能向他人传播传染病的群体。如果你邻居家的孩子接种了疫苗，单是这样可能就保护了你的整个社区，这远比你和你的成年人朋友接种疫苗效果要好。

　　同样道理，如果我们能够与发展中国家共享我们的疫苗和抗病毒药物，在发展中国家消灭传染病的滋生，我们也就拯救了发达国家。

　　全球健康监控的状态可能与我们目前所生活的世界很相似，区别仅在于：一些团体之间能够异常快捷地共享资料了，而要让这些团体开放自身资源，在现阶段恐怕仍让人难以想象，这些团体比如谷歌公司和疾控中心，或是中国的地方医院，对传染病建模的数学家以及葛兰素史克公司的科研人员。一旦一个地区表露出流感爆发的迹象，无论是医生报告的，还是谷歌搜索揭示的，世卫组织都会立刻收到警报，甚至在传染病毒可能扩散到其他城市之前，传染病建模人员和疫苗厂商就应该已经开展行动了。

　　匿名健康监控将会成为未来城市阻止传染病的重要组成部分。监控工作包含两方面，出色的传染病建模系统和由至少两种抗病毒药组成的充足药物供应。通过这项工作，世界上最健康的城市之一会在你眼前展开蓝图。这样的城市才能让我们人类几百年如一日地延续下去。当然，除非我们遇到了一种罕见、强大的灾难，让我们无法用建模的方式搞清楚它的机制。

　　（摘自《第6次大灭绝——人类能挺过去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