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劳改”的外国人来了

　　18岁的李立水，已经在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工作了半年多。他和父亲李景阳，还有高德纯等500多中国工友一起，为日本人创造着财富。

　　奉天造兵所里的中国工友被分成好多小组，每个小组都安排一个日本小孩进行监督。别看日本孩子小，却也十分蛮横。有一天，这个小孩老挑李景阳所在小组的毛病，好像玩乐一样不停地催促工人。李景阳看不下去了，上前狠狠地踢了他一脚。谁知这一脚被老鬼子看见了。第二天，工厂的翻译偷偷地对李景阳说：“老李，你赶紧走，日本人要收拾你。”

　　于是李景阳跑到了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父亲走后，李立水的处境非常危险。不时有日本人问李立水：“你父亲到哪儿去了。”李立水说：“回关里老家了。”时间一长，日本人也不相信他的话了。

　　一个月后，周翻译又告诉李景阳：“赶紧把你儿子弄走吧。要不然日本人就对他下手了。”1942年，李立水也被偷偷接走，跟父亲进了同一家工厂。

　　李立水是个有心人，来厂后不久，他看到墙上贴满了“攻陷马尼拉”的大字报。时间不长，他又听周翻译说：“咱这儿将要来一批劳改的外国人。”果然，这批“劳改”的外国人来了。

　　老百姓的称呼往往诙谐又颇贴切。那时候东北人民见得最多的就是日本人和俄国人，他们称呼日本人为小鼻子，称呼俄国人为大鼻子。

　　在李立水看来，现在这些老外也是高鼻梁，大眼睛，高高的个头。可是看起来没有一点精神，灰头灰脸，营养不良，仿佛奉天的大风轻轻一吹就能把他们吹跑。日本人特制的白色“连身袄”穿在他们身上，看上去特别滑稽。

　　李立水又怎知道，这些战俘经历了怎样的劫难，能够活下来已是幸运儿。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聪明，用战俘作劳工，一本万利。1939年挂牌投入生产的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主要生产飞机零部件。据日本仓桥正直和茶园义男的书中记载：1944年该工厂人员构成情况为日本人331名，中国人620名，盟军战俘500名，人数最多时盟军战俘达到955名。日本人用中美英等国人民的劳动制造出的物资，支援着日本大本营在前线进行的法西斯战争。

　　进了工厂，就没有作息时间这个概念了。每天早上6点，战俘们吃完早饭，日本兵把他们从北大营押到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工作到晚上5点或者6点，日本兵再次把他们从工作地押到北大营。如此往返9里多路，对于吃不饱穿不暖，有疾病在身的战俘来说，比急行军还要受考验。呼啸的寒风仿佛也听命于日本，也不放过这些远道而来的盟军战俘。日本人却“好心”地在队伍后面跟着一辆卡车，时不时拣起那些倒下的战俘。这段路，让战俘们常常联想起死亡行军。至于休息时间，战俘们是没有休息时间的，他们必须无休止地工作。刚开始一个星期休息一天，后来两个星期一天，再后来一个月一天。日军应诺下的休息时间越来越少。后来，战俘们都感觉休息已经与自己绝缘了。

　　罗伊·韦弗听说在工厂做工可以多吃一顿饭，谁知日本人说话不算数，到了工厂，情况一点也没改变。“回到宿舍后，生活特别简单。因为白天做事情太累了，所以晚上不会有很多其他活动，一般都很快休息了。如果聊天的话，一般聊食物，因为我们食物太少了。”韦弗回忆当年的情况，情绪仍然波动很大。

　　食物，是战俘们最渴望的东西。他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家乡的苹果、玉米地，家里丰盛的三餐，冰淇淋、草莓苹果饼、奶酪都成了他们遥不可及的记忆。有的战俘说：“回到家，我就一头扎进面包圈里不起来。”有的说：“我要开一家餐馆，天天吃得饱饱的。”还有的说：“我要开杂货铺。”也有战俘会聊一些自己家人的情况。有的战俘已经作了父亲，他们时常向别的同伴炫耀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只是这个话题说着说着就沉默了。对于眼下的战争，他们一般很少谈。环境的闭塞，使他们不知道外面的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晚上，有时他们会玩桥牌。因为日本人不允许，所以玩的时候他们很小心翼翼，除了压低声音，还要专门派人去门口把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