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越然生前曾自称是复旦的“受业门人”，并称校长严复为“严师严几道”，这是有缘故的：

　　原来，周氏于早年就读过严复的许多译著，并深表敬慕，曾云：“他的译著，读起来好像是创作，总觉得容易懂些。他的文字，并不浅显——他不写白话。他好用古典，又喜制造新名……他的译著所以这样盛行，所以取得当时读者无限的钦佩，都因为他实行‘信，达，雅’主义的緣故”，其赞叹由此可见。虽然周氏在复旦公学只读了一年，就辍学赴苏州任教，然仍继续将严复的译著与原著对照着研读；甚至到了1915年，周进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译之后，还登严府之门求教。所以，周氏一直称严复为“师”。

　　周氏曾为商务释义、出版过多种英美文学名著，其间就体现了遵行严师的“信，达，雅”原则。同时仿效严复在翻译中爱用音义兼顾的译法，例如他把“Dissipate”（意为淫）译为“的系败徳”，把“Nightingale”（夜莺）译为“耐听哥儿”， 把“Negro”（黑人）译为“泥哥”等，皆音义兼顾。对于名著的书名，也有他的译法，例如：对于基督教的《圣经》，他认为“其哲理亦俨如《道徳经》等”，“文字精美……不专属宗教性质之书也”，故而将它音译为《盍来拜拜》。还有，对于欧美的某些作家姓名，他也偶有奇特的译法，例如把英国散文大家德昆西（1785－1859）译为“怠困歇”，这是因为他有部著名的《吸鸦片者之自白》之故。对于当时西欧方兴未艾的性心理学，周氏也很关注，引进我囯进行译介，其中也有许多音义兼顾的新词，如把英词“情死”音译为“怕隔自杀”；把“割礼”译为“修根洗性”等等，这类词语，不胜枚举。虽然这种译法，在今天看来容有商榷之处，并不完全妥善，但其力求音义兼顾的努力，理当敬佩。 

　　由此可见，周氏是如何地遵循严复的“信，达，雅”译事原则，真是身体力行。若说周氏不愧为严复的最忠实的学生，当非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