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事情，我们应该从三方面来看待。首先，不鼓励、不提倡未成年人见义勇为，去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这是对的，没得讨论，也是全世界的共识。

　　其次，这位少年舍己救人的义举已经发生了，而且造成本人右眼失明、记忆衰退等严重后果，后遗症可能还要困扰他很久，家里为此还背了30多万元外债。面对这种情况，政府就应该热情救助，不能失职，决不应该以“不鼓励”为由冷漠待之，令其“因义致困”，也不应该将其推给社会慈善捐助，因为这是政府的本分。在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之后的保障方面，现在的问题是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将来能否进一步完善和细化？相关法规确定了成年人见义勇为的救助办法，一旦出现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也应有救助规定。

　　第三，无论通过什么方式，给予这位少年的救助、优待，并不意味着“鼓励”，毕竟没有人会为了这些救助、优待而愿意失明、致残。因此，各地在具体救助时不必有包袱。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辽宁少年是个案，普遍的认定标准应该如何制定和执行，需要更妥善的权衡。然而，对个案的处理也应导致普遍适用的原则，促成社会形成这种共识：未成年人见义勇为固然不在鼓励之列，但是一旦发生了义举，政府就会全力救助，不让英雄因救人而陷入困境。（熊建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