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是个拒绝被摆布的人，如果不是遇到她有兴趣谈的话题，一般不会接受采访。不过，想“偶遇”她可以去两个地方——话剧中心和复旦大学。前者是她热爱的剧场，后者是她任教的地方。作为编剧新手和中文系教授，她热衷于这两个身份更胜过“作家”。

　　有趣的是，散落在网上有关于她的文字颇多。除了“王安忆，上海人，中国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小说家之一。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作协主席等等”正儿八经的文字之外，还有粉丝搜集整理的“王安忆经典语录”等等表达敬意的文字。排名第一招人爱的句子是《窗外与窗里》中的：“我们要的东西似乎有了，却不是原来以为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要什么了，只知道不要什么；我们越知道不要什么，就越不知道要什么。”绕来绕去，却是真理。这句话的形式，也颇像她本人——作家，绝不是常人可以一眼洞穿的。

　　爱戏剧

　　源自导演父亲

　　王安忆爱文学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她更爱的，是戏剧。她不一定会接受文学话题的探讨，但是一定到会到剧场去朝圣。她最喜欢与记者聊的话题之一是戏剧，一次在本报主办的新民艺谭上担任嘉宾，与著名导演赖声川对谈。听众期待导演与作家的“交手”，结果，她却像是替观众提问似的，热切向赖导求教，如何把剧本写得更好。你以为她挚爱赖声川导演的戏剧吧？其实也不尽然。与她谈及8小时长的《如梦之梦》的时候，正与她一起穿马路。她大踏步得冲在前面，蹬蹬蹬得穿马路，一边不时回头表示对该剧的不满足，一边观察着往来车辆。一到马路对面，她就认真而铿锵地表示，一身旗袍扮演老上海交际花的许晴“没有老上海味道。”

　　对戏剧的崇敬和憧憬，多半来源于父亲王啸平。很多人知道作家王安忆的母亲是作家茹志鹃，但不一定知道其父王啸平是以上海人艺导演的身份离休的，此前还在南京军区政治部话剧团、江苏电影制片厂、江苏省话剧团等单位担任编导和领导工作。小时候，她就跟着父亲去剧场，也有不少演员到她家里来玩，大家都是朋友。现在去话剧中心（1995年之后上海人艺与青话合并成话剧中心）看戏，经常能“偶遇”王安忆，她是作家中最经常去看话剧的，“凡是舞台上的我都喜欢”。

　　当编剧

　　自觉太过温和

　　她对编剧的热爱除了父亲的影响，也是文字本身的要求决定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里十有八九是剧作家”，王安忆介绍道，“剧本比小说难写多了，是文学的最高峰。”小说可以意识流，但是戏剧就不能。她也写过两部话剧《金锁记》和《发廊童话》——都是根据原著改编。对于话剧编剧，她更为小心翼翼。《金锁记》改编自张爱玲的同名小说。因为喜欢导演许鞍华执导、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半生缘》改编的电影，王安忆与许鞍华结了缘。许鞍华就此导演了王安忆编剧的《金锁记》。话剧中心和焦媛实验剧团分别上演过普通话和粤语版。

　　她与许鞍华的友情还持续到了今年公映的电影《黄金时代》，在片尾“感谢名单”里，有王安忆的名字——以女作家萧红的波澜一生为主题的这部大片公映版是2小时57分，此前，许鞍华曾经请她看过3小时40分的版本。在年初的一个冬夜，上海某宾馆会议室里，我看到她看完此片流下泪来。不过，面对剧组希望她提建议时，她也十分慎重地婉拒，怕是干扰了剪片。对于电影编剧，她其实也不陌生——陈凯歌导演的《风月》，就是王安忆担任的编剧。

　　最近一次尝试话剧编剧，也是2008年的事了。她改编的是自己的小说，曾经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发廊童话》。因为她对“初出茅庐的《金锁记》还不太满意。”这部话剧的主干，脱胎于哈代的小说《挤奶女的罗曼史》。但是她把它“现代化”为发廊妹遇到大款产生的“灰姑娘”童话。通常，她对发廊只是“误入”，所以“有一点点经验”。对于向来受到有关“脱离生活”的批评，她表示：“既不能为自己护短，也不能强求。创作，主要靠的还是想像力。我不对真实负责，我不是记者。”

　　“原创，我有先天缺陷”，王安忆认为自己的性格特征和写作风格，不适合原创剧本。“我比较温和，不会组织激烈的戏剧冲突。”在写《金锁记》剧本的时候，她就“吸取了教训”——“人物太多太拥塞”，所以《发廊童话》只有6幕，场景变化较少。王安忆说自己更喜欢小说的微妙与暧昧，可是在舞台上都要直接且清晰地体现，对她来说属于“挑战”。

　　拒采访

　　除非为了戏剧

　　戏剧记者见到王安忆的次数要多于文学记者。因为王安忆觉得文学创作是个人的事，可以一个人代表说不；而话剧是团队的事，大家都为自己编剧的作品付出了太多心血，“所以有理由有义务为戏剧做必要的宣传。”而且，“有追求的作家最终都要成为剧作家，例如契诃夫、阿加莎·克里斯蒂等，甚至莫言、刘恒也写了话剧。”在她写过电影剧本之后，“我再也不想写了，因为电影剧本的写作基本没有挑战。”

　　她很直接地表示不喜欢做采访——不仅不喜欢被人采访，也不喜欢采访别人，哪怕是为了写小说、编话剧，也不会去做采访。“我觉得采访只能是个辅助性的元素。你采访的对象会要求你写一篇符合他要求的作品——所以我几乎从来不做采访。”她的体验还来源于《米尼》的创作过程。她到白茅岭去采访了14个卖淫女。她承认这个生活圈子是平常她不可能遇得到的。从这个意义上，那里的生活确实提供了很多素材。但是这些素材还不足以构成一篇足够有分量的长篇小说。最为关键的是，她还认为卖淫女在接受采访时说的未必是真话。她觉得14个女性都有对付警察的经验，不说实话是常态，而且作为女孩子，难免无意识地编织梦想——这两种内心成因复杂的元素交织在一起，自然真实性不足。但是，也源于此，王安忆对她们始终有兴趣。

　　王安忆曾在复旦中文系带硕士生。在带第一个学生的时候，传闻她太严格。“我没经验，她也怕我，后来我发现对他们的期望太高，现在我比较客观了，他们还要找工作呢。”对于80后作家，她并不太以为然：“二十几岁写作不是很正常嘛！”不过，她也不太轻易评价他们，“80后一个个骂起人来都挺厉害的，当然这也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对于大学与作家的关系，王安忆也分析得很辩证。她不相信大学能培养出作家，但是又觉得自己如果读过大学，那么无论是知识储备还是文字功力会更好，“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好好读过书。”因此，她本人是很有兴趣投身复旦校园的。1994年，她受陈思和邀请去复旦进行“明星讲座”时，主动申请，能否开一堂正式的课，并且不在于报酬高低。随后，大家一起克服了重重障碍，王安忆踏进了大学校园，一晃就是10年。不过，带硕士的过程也是逐渐与现实碰撞的过程——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学生反馈，10年来都愈发接近现实生活。

　　王安忆认为，写作如果没有很厚的积累，就需要卓越的想象力。不过，当下青年人的写作，往往是“孤立的一段校园爱情”，就是把自己从生活中脱离了出来，是视野的局限。不过，迫于学生们也终究要找工作的目的，她也不再强求他们必须从事文学这一行，“虽然能够理解，但是未免有点遗憾。”她带的三个学生，一个读了博士，一个去了时尚杂志，还有一个去了公司。

　　如今，她依然每天保持20万字的阅读量：“没有文字喂饱我，我会发慌。”

　　本报记者 朱光

　　成就简介

　　王安忆，中国当代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被视为“文革”后自1980年代中期起盛行于中国文坛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创作类型的代表性作家。

　　王安忆的代表作有《长恨歌》《小鲍庄》《流逝》《富萍》天香》等，其中《长恨歌》获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发廊情话》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短篇小说奖，《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获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二等奖，《本次列车终点》获1981年全国短篇小说奖，《小鲍庄》获1985-1986年全国中篇小说奖，《叔叔的故事》获首届上海中长篇小说二等奖，《文革轶事》《我爱比尔》分获第二届、第三届上海中长篇小说三等奖，长篇小说《天香》获第四届“红楼梦文学奖”首奖，2011年入选曼布克奖候选名单，2013年获“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部分作品有英、德、荷、法、捷、日、韩、以色列等译本。

　　王安忆的早期小说主要是对个人自我经验的倾诉，上世纪90年代以后则着力于对人性和人的生命本相的探索，她善于以小事写大时代，对上海的把握与描绘极尽其详，又直入骨髓，把上海融化在人物命运里。她的写作从容不迫，谨严、细密而内敛。她的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变迁和革命年代个人生活史的双重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