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定从容、安静随和是黄蜀芹导演给人的最初印象。她很少说话，更少滔滔不绝，没有太多的笑容，却有着一种内在的智慧洒脱、平易近人的大家风范。与她相处、和她交流，似乎多余的表情也需要收敛了去，再浮躁的心灵也会沉淀下来。

　　结缘电影

　　问：你在父母排练场那种艺术的氛围里长大，应该自然地选择戏剧，您是怎么会结缘电影的？

　　黄：高中的时候，我最喜欢看苏联电影，而且到了十分着迷的地步。衡山电影院离我们家很近，刚刚建成，我就每个礼拜天都骑自行车去。我不怎么喜欢看国产电影，就觉得没有比苏联电影再好看的了！当时以《乡村女教师》为代表的苏联电影真是个个都好看，我每个都看，一个不落，看了回来还写笔记。

　　为了考电影学院，为了梦想，我主动要求下乡劳动，等待电影学院招生。那时候我就特相信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刚刚开始，我就下乡了。那是1957年的冬天。在哪里呢？就在上海的郊区，那时候是郊区，现在都变成都市了。

　　问：您觉得父亲（黄佐临）给您留下最珍贵的遗产是什么？

　　黄：我觉得，他也许不太说话，但是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其实大事小事都特真诚，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真诚地面对人生，真诚地对待周围的人，不管家里人还是工作圈子里的人，就真心实意在那儿干事情。他的心里始终有一个角落，一片净土，六十年一直怀有一颗童心，孜孜不倦地追求着。永远扮演着那个不识时务的“异想天开”者，不放弃开拓着人们心中的那块净土。八十大寿纪念会结束以后，他用毛笔写下了座右铭：“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人何所不容？”真诚、执着、幽默、自在自然是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

　　问：对您影响最深的电影作品或者电影导演有哪些？

　　黄：影响过我的，这我得想一想。中国电影各个时期不一样，很难说，很喜欢或者怎么。我那时候很喜欢八一厂李俊导演拍的《归心似箭》，那个情感处理得非常细腻，而且到位。

　　1960年的时候有一个苏联电影展，《一个人的遭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意大利导演费里尼的《她在黑暗中》，那个扮演妓女的女演员太了不起了，真是令人难忘的表演。我们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五年，最大的收获不只是老师教会你如何去拍电影，不只是拍电影的方式方法，而是接触了全世界不少好的电影。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电影，总是不一样的，总是会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精神和文化内涵。

　　回顾作品

　　问：从您女中毕业，到拍摄《青春万岁》这个剧本，其间总共间隔了二十五年，《青春万岁》是不是酝酿了二十五年的热情和记忆？

　　黄：我1957年中学毕业，到1982年导演《青春万岁》，上映是1983年。《青春万岁》写的是我熟悉的女中生活，我觉得自己适合拍这个片子。我知道女中的气氛，剧中人比我大六岁，我初一她们高三。剧中的女中生活我非常熟悉，就好像又勾起了自己中学的回忆，那些熟悉的难忘的往事。

　　我们刚拍完《青春万岁》的时候，“文革”才过去不久，创伤还在。当时出现争议，我很理解。但我当时尽管没说，我认为他们不必那么去想，我们每个时代都经过，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点，我们都曾经拥有。往后，比如说现在，又是很健康的社会，我们有时候仍然会天真，这种热情，这种青春，仍然会有，我觉得是种天性。

　　问：《人·鬼·情》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一部女性电影，那么您是有意识地从这部电影开始尝试女性主义吗？

　　黄：我自身有这种感觉，这种体验。我说了我的中学是女中，我的性格内向，小学时候就特怕男生，怕他们欺负我。女中六年才把自己的天性全部释放出来，像个疯丫头一样，这是个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我惧怕那种压迫感。一个故事你可以从社会角度，可以从男性视角，主流视角去做。而裴艳玲的故事给了我一个思考的崭新角度。我从来没有读过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或者书籍。女权主义者这几个字我知道，但是具体是什么，一点不知道。拍电影的时候，我也没有去寻找或者去看这方面的书。我觉得用不着看，那些感觉就存在在我生命的记忆和体验里。

　　问：《围城》被评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十部经典的中国电视剧之一，那是你预料当中的吗？

　　黄：《围城》我们写了十集。每一集拍十天，还是双机。所以就是用了拍电影的劲，来拍了这个十集电视剧。你想十天拍一集啊，现在两天半、三天！都在室内，把一堆一堆话给说了，这就是电视剧。就只需要这样拍。但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实际上是用拍电影的方式在拍电视剧。这个戏拍的时候，特别愉快。由于资金的限制，没有同期录音。大家出于对钱钟书先生的敬意都非常认真，也都特别喜欢看那个小说。常常会有这种情况，拍完了一场，大家会集体鼓掌。你比如就那个小寡妇骂街，骂李梅亭那些人，第五还是第六集。她用苏州话骂，拍完了以后，全场安静了那么几秒钟，然后全体人员热烈鼓掌，就觉得她演得太好了。

　　问：当时这个《孽债》的拍摄想法是怎么触发的呢？

　　黄：那个时候，我清醒地感觉到时代大变革快要来临了，上海市区的许多老房子被推倒了，上海的生存环境，将近七八十年，甚至于一百年的历史文化、城市文明，应该通过影像抢下一些留作历史记忆的镜头。《孽债》后来为什么会那么受老百姓喜欢，获得广泛的感同身受，就是那样的生存环境和老百姓的生活太接近了。大墙后面才是真实的上海人的生活。我就冲着这些个很想拍。不是因为什么别的因素，就是因为上海将要变化了，要赶快拍。

　　感恩十年

　　问：电影对你意味着什么？

　　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人生经历。我很幸运，我在一个大的历史时期中有那么一段人生的经历。有机会让你表达。我已经离开电影十年了。有人也问我，您想念它吗，想念摄影机转动的声音吗？我没有那么梦寐以求。我这个人比较清醒，我很幸运我有那样的十年。这个短暂的十年，虽然命运给予的真正创作的时间很少，但至少拥有过。而且那个十年是比现在的商业化更令人欣慰的十年。既便是现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一点点走向成熟了，这个年代仍然不属于我们。如果我有女儿的话，我会很清醒地告诉她，电影应该是一个主流社会的东西，我会告诉她电影不属于女性，特别是商业电影。八十年代，很短暂，却是我最最重要的这一段时光。那个时候没有特别的珍惜感，现在回过头来觉得，幸亏有那么几年。一来是社会环境比较好，没那么多限制，二来呢，自己年龄也比较合适，人到中年，四十岁到五十岁。虽然已经偏老了，但是作为一个独立导演，这个年龄还可以，思想比较成熟，精力也比较旺盛，社会环境又比较好。

　　问：电影理论界将您划入第四代导演的行列，您觉得这个导演群的艺术创作，有些什么样的共性？

　　黄：人们总说，第四代导演是历史机遇最差，创作时间最短，承受压力最沉重的一代。他们说得有道理。“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是非常幼稚和天真的一代。十年一晃，我们人到中年，都四十岁左右了，才投入事业。起步很晚，历史给我们的时间很短，几乎在80年代和第五代同时起步。我想如果给第四代导演们以同样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倘若再给我们一次机会，题材如果能够再宽泛的话，也许这一代人就会呈现出他们思考的力量。因为对于“文革”这十年，社会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的，后来又是怎样消除它所留下的阴影的，一个危险的社会怎样演变成一个健康社会的，这个过程，我们亲身经历过，而且是在思想日益成熟的过程中经历的，这是我们独特的财富。对于这样的一个时代，和时代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的体会最多最直接。现在这批人已经接近70岁了，或者已经到70岁了，所以历史要是再不给我们机会，我们就不可能再表达了。

　　据顾春芳2009年访谈录音整理

　　本报记者 沈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