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一直被认为有资本主义萌芽，这一点小火苗也体现在了书坊的繁荣上，但是当时的书商跟现在书商面临的情况差不多——缺好稿子。当时那点稿源相对于巨大的市场需求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有需求就意味着有钱赚，有人当然就不想让肥水变成死水。于是，明清两代，一系列“从此节操是路人”的手法就被用到了出书上。 

　　改写

　　罗贯中、施耐庵生不逢时，他们虽然写出好书，但没赶上市场上的好时候，古人又没版权意识。三国水浒被各大书商印了一次又一次，版本无数，但作者本身并没得到什么大利。这些畅销书从明初开始，出了一遍又一遍，连书商自己都抱怨说“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时间长了，市场饱和，人民群众难免腻烦，需要书商推出新产品，书商们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条特别奇葩的路来——改写！ 

　　这条奇葩之路，是福建建阳书坊清白堂主杨涌泉想到的。 

　　杨涌泉当时在印一本书，记录岳飞事迹的《精忠录》。印完了审校，他突然脑子一激灵：《精忠录》是史书，没什么意思，如果写成三国那样的小说呢？关于岳爷爷的通俗演义，那得多牛逼啊！他想到这儿，赶紧去找他的亲戚，也是个书商、忠正堂主熊大木。杨涌泉说我水平不行，但你读书多，写东西没问题。咱们找不到人写稿子，可以自力更生嘛！熊大木一听也对，挽起袖子就搞出了一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熊大木在序里谦称“才不及班、马之万一，顾奚能用广发挥”，我猜，这货自己其实内心应该很自得。 

　　熊大木认识字，可实在没什么写作天分。罗贯中是七实三虚，他是十实无虚，就是把史书拿大白话讲了一遍，还舍不得删，把岳飞的所有奏章、题记、檄文、书信全扔进去了，文学效果惨不忍睹。别看这书写得糟糕，当时销量却十分惊人。现在查到的版本，就有七种，也就是说至少先后被七家出版商翻刻过，甚至有一个版本还是内府本，也就是官方出版，连官方都认可了。 

　　熊大木一战成名，士气大振，一口气又“翻译”了《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南北宋志传》与《全汉志传》三部通俗小说，销量都不错。当时的读者还真是饥不择食啊。 

　　跟风

　　万历二十年，一部神书横空出世，书名《西游记》。市场上都疯了，没见过这么牛逼的小说，情节有趣，文笔也极赞。时势造英雄，时事也造奇葩，上一个是杨涌泉，这一朵闪闪发光的奇葩叫余象斗。余象斗的绝杀是——跟风！并且，跟杨涌泉要找亲戚帮忙不一样，余象斗决定自己亲自撸袖子干活！ 

　　然后这位有眼光没节操的营销大师速成了一部讲真武大帝的《北游记》，然后又出了一部讲华光的《南游记》，全是自己写的，文字粗陋不堪。他还从吴元泰那儿买来讲八仙的《东游记》，盗了《西游记》的版权，凑成一部东南西北俱全的《四游记》，扔到市场上去卖。读者早听说《西游记》的大名，听说又出了三部，高兴坏了，立刻掏钱去买。 

　　万历二十二年，安遇时出了本公案小说叫《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余象斗看见成了畅销书，一拍桌子：“跟！”可是时间紧、任务急，又没人会写，怎么办？余象斗一拍桌子：“抄！”他找人搬来了刑部和各地衙门的卷宗，硬是拼凑出一部《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这部公案是部奇书，罗列了一百多件案子，一半的故事惨不忍睹，一半连故事都没有，就是把判词、诉状往那儿一扔……但当时正流行公案小说，读者照单全收，高高兴兴地买了，销量大好。 

　　余象斗在营销领域的杰作还不止于此。比如他对插图十分重视，每本书做得好似连环画。虽然刻工比起苏杭的雕工水平差得远，但架不住图多，图多就易读，读者就愿意买。在细节上，余象斗也下了大工夫，他印的书，多冠以“新镌”、“新刻”、“新锲”、“新刊”、“新锓”，他往旧书掺杂私货，就可以当成新书来卖了。余象斗出过《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往里面多加了花关索的一段故事。《水浒传》也难逃他的毒手，被出了一版《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看名字就知道他干了些什么。书名后缀还往往以“批评”、“评林”结尾，这是因为余象斗首创了弹幕体，对一些旧书夹以注释批评，读者边读边看他在书旁发的议论。这样一来，既借名著的东风，再赚读者一笔，又不会被说是旧书新印，里面有原创的内容，更刺激读者去买。

　　盗版

　　盗版，是比改写和跟风更让各位作者抓狂的终极boss。清代作者李渔就深受其害。 

　　他的小说太有才了，太受欢迎了，苏杭的书商都盯着。后来他每出一本，书商都盗刻一本，不出几日，千里外市面上就有盗版了。有一次，李渔南下广东，走到一半想起来东壁简陋，恐有盗贼侵入，就写信回家，提醒把出书用的雕版挡在东边。等到他回来，发现雕版也被偷走了，过了几天，市面上出现了一模一样版式的盗版书。盗版盗版，即从此事而来。 

　　更有无良书商，干脆找个枪手写本烂书，说是李渔写的，影响极坏。李渔大怒，叫上女婿沈心友去告官维权。李渔在苏州告赢过几次，当地官员孙道台判书商赔偿，还发了公告。书商群起攻之，朝廷要维稳，要大事化小。李渔虽然满腔愤懑，却也无可奈何。他要起诉的书商太多了，他为这个甚至把家都从杭州迁到南京，方便上庭。 

　　他在《闲情偶寄》里对盗版一事说得十分慷慨：“是集中所载诸新式，听人效而行之。惟笺帖之体裁，则令奚奴自制自售，以代笔耕，不许他人翻梓，已经传札布告诫之于初矣。倘仍有垄断之豪，或照式刊行，或增减一二，或稍变其形，即以他人之功冒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亚也，当随所在之官司而控告焉，伏望主持公道。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即以是集为先声。总之天地生人，各赋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尝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夺吾生计，使不得自食其力哉！” 

　　说到盗版，不得不再次提到上文中的余象斗，如果说他是跟风界的战斗机，自恋界的一把手，那他在盗版界的作为可以说是丧心病狂了。他盗版盗起来毫不脸红，还换着马甲盗。余君召、余文台、余元泰、余象乌，都是他的马甲。发起狠来，他甚至把熊大木的《大宋中兴岳王传》那么烂一本书给盗了，重出一本，作者名改成了余应鳌，以至时人评价说“福建书坊专以获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开价高，即便翻刻”。 

　　当时建阳书坊的质量不好，金陵的刻本质量高。余象斗二话不说，把要出的新书全都加上京本二字，鱼目混珠。如果你们看到《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新刊京本编集二十四帝通俗演义西汉志传》之类的名字，还有双峰堂的印记，别多疑，肯定是盗版。 

　　别看余象斗盗别人书毫无含糊，可容不得盗自己的书。前面讲了他盗了吴承恩，凑出《四游记》。其中《东游记》是吴应泰的手笔，水准不错，销路最好。结果这书就被苏杭书商给盗了，余象斗大怒，再刊的时候，在序言里大骂说盗版的都是浪棍、都是逃奴，无耻之甚乎！据说他后来开始在自己每本书里加自己的肖像，类似于激光防伪标签儿一样的功能，至于效果只有天晓得。 

　　最后说一个无关的人。清代大文人袁枚，一辈子被盗版过无数次，他的《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三有首诗《余所梓尺牍、诗话被三省翻板近闻仓山全集亦有翻者戏作一首》——光看诗名就知道心情有多糟糕——可为千古读书人对盗版的心情： 

　　自梓诗文信未真， 

　　麻沙翻板各家新。 

　　左思悔作三都赋， 

　　枉是便宜卖纸人。 

　　摘自《华声》2014年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