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到了。”虽在数九严冬，很多社区工作者用这样的话语，来表达内心的激情。

　　上海召开“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电视电话会议，把电视信号接到了全市每个居村委。对于基层干部群众来说，这已是多年未有之盛事。

　　近年来，上海经济加快转型发展，人口总数大量增加，社会结构趋于多元，群众利益诉求复杂多样，信息传播方式深刻变化……在这个2400多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里，传统社会管理正面临着严峻挑战。

　　直面难题。今年初，上海市委把“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确定为“一号课题”。问题导向，十月调研，披沙沥金，上海拿出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建立社区工作者职业化体系，取消街道招商引资的职能，建立社区公益服务清单制度……调研报告中，一项项大胆创新举措让人眼前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

　　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关键是体制创新。“一号课题”正在探索的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上海特点和现代社会治理规律的特大城市社会治理新路。

　　培养新人

　　社区治理，核心在人，尤其是那些“能人”和“带头人”。这其中，“小巷总理”的代代更迭尤为让人关切。

　　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推进“两级政府、三级管理”试点。当时上海正在搞产业结构调整，为了解决社区干部队伍的断层，一大批企业中层干部被转岗到社区工作，成为经验丰富的“老法师”。

　　但随着年龄增长，如今“老法师”中不少人已经到了“二次退休”的年龄。随之而来的“二次断层”，再次把难题交给了城市管理者——“新鲜血液”哪里来？ 

　　近年来，上海出台了一些政策，鼓励年轻人到基层一线，但真正能留住的不多。究其原因，地位与收入是最大的“制约因素”。缺少职业前景，让不少年轻人望而却步。

　　“一号课题”抓住了这个关键——如何培养人、留住人？随着课题调研，一个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的蓝图正在构建：上海将建立社区工作者岗位三档十八级的等级序列，按照人均收入高于上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合理设定薪酬标准，建立与岗位等级和绩效考核相衔接的薪酬体系，并根据全市职工平均工资增长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与此同时，畅通优秀社区工作者进入机关、事业单位的通道，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年轻人有盼头，“老法师”同样有念想。为了形成以就业年龄段为主、老中青梯次配备合理的基层队伍结构，未来，就业年龄段居民区党组织书记实行事业岗位、事业待遇，连续任职满两届、表现优秀、群众拥护的，经过规定程序可适用事业编制，在岗退休的享受事业编制退休待遇，中途离开书记岗位的，则人走编留。这一切，无论对于社区工作的骨干，还是即将踏上岗位的“接班人”，无疑都是巨大利好。

　　基层减负

　　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多年来，基层工作的负担之重，有目共睹，每谈必叹。

　　几年前有一个数据：一个居委会每年约要完成26个条线部门布置的81本台账，包括736项指标，内容达3000多页。检查和评比不胜其烦，几乎所有的居委干部都在抄台账，而让他们“胸闷”的是，明明一件事，台账却要抄好几次，因为每个上级部门都有一套自己的“规矩”，只认自家的版本。反复抄，抄反复，抄得没空管居民的事，可想而知居民如何评价：你们，就知道形式主义。

　　让居委干部困惑的还有“公章”的使用。一枚居委会公章，可以开住房产权证明，再生育证明，夫妻关系证明……用途竟有120多种。这种职能错位现象，也让基层不堪重负。

　　这次调研中，为基层减负成了当务之急。将来，居委会协助行政事务会有明确清单，居民区工作事项要有准入机制，困扰居委会的台账问题，也将通过电子台账建设来化解。

　　改革和创新总有许多难点和症结需要突破，相比居委会减负，全市所有街道取消招商引资职能及相应考核指标和奖励这一做法，一度引起争议。但有舍才有得，为了推动街道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安全等社会治理工作上来，上海最终还是下定决心。

　　赋予职权

　　减负是为了轻装上阵，走得更远。要有所作为，还需要有能力，有手段，有保障。这一点，市委书记韩正在刚刚闭幕的市委全会上说得透彻：“如果街镇没有能力，我们就帮他们增强能力；如果街镇没有资源，我们就赋予他们资源；如果街镇没有法律地位，我们就按照程序授权他们。”

　　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正是这次“一号课题”的亮点之一，也是体制机制创新动作频出的环节。比如课题提出：完善镇管社区组织架构和运作机制。设立社区党委，发挥党的政治组织优势和领导核心作用；建立社区委员会，发挥议事协商的共治平台作用，赋予其社区事务协调权、建议权、监督权等；建立社区中心，作为镇政府服务居民的工作平台，就近为居民提供行政事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文化等服务。

　　又比如，赋予街道党工委对区职能部门派出机构负责人的人事考核权和征得同意权，赋予街道规划参与权和综合管理权，赋予街道对区域内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的建议权等等。

　　当然，权责是一致的。今后乡镇党委、政府在地区社会治理中的主体责任也将明确，违法建筑、违法用地、违规种养、非法营运、无序设摊、群租、环境污染等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顽症问题的治理，都将责无旁贷。

　　社区共治

　　核心在人，还有更深的含义。社区是人们生活的共同体，社会治理要服务于人的全面成长，建设美丽社区、美丽乡村，不仅事关每个人的利益，也需要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

　　于是我们看到，在徐汇区，18位志愿者骨干组成“绿主妇”议事会，商量小区事务，“上海大妈”也有了“罗伯特议事规则”；在宝山区，大型居住区馨佳园建立1个志愿者服务中心、12个志愿者工作站，居民共治，使行政的“小马”拉起了社会治理的“大车”；在静安区曹家渡街道，居民自发组成“小马路共治委员会”解决了85把私设地锁扰乱社区秩序的问题……

　　但在更多时候，在许多社区生活中，人们也许维权意识强了，主人意识却依然薄弱。很多人面对事情，首先想到的是“找政府”。如何动员社区的每一个最小分子，发挥最大的能量，同样需要更多智慧更多创新。

　　“一号课题”的调研报告中，社区自治也是重头戏。未来，上海将在社区建立健全以议事协商为重点的民主决策机制，激发人的活力与创造力。比如，自下而上的自治议题和自治项目形成机制；以居民知晓度、参与度和满意度为重点的居委会工作评价体系等等，居民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自治功能，将真正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协商于民、协商为民。

　　对于那些扎根社区的社会组织，也将进一步放宽准入、降低门槛，重点扶持，尤其是那些社区生活服务类和公益事业类、慈善互助类、专业调处类社会组织，更将得到优惠的财税政策和更多政府购买服务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