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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1月10日 星期六 放大 缩小 默认   
沈寂:写老上海的行家里手(中)
马信芳
  ◆ 马信芳

  我最了解的是其中之一的《红色娘子军》。没有沈寂,这部经典作品差点被埋没。 

  这是1959年的一天,沈寂在来稿中看到一本题为《琼岛英雄花》的剧本,作者梁信。初读时,就使他震惊,因为题材新颖,情节动人,人物鲜明。凭着沈寂的创作经验,他马上认为这是一部可以拍摄的剧本。正当他写好审阅意见准备向上级呈报时,编辑部党支部书记却通知他第二天下农村劳动改造。 

  对“改造”沈寂无法抗拒。他去向老厂长陈鲤庭告别。陈鲤庭十分无奈地说,我不能送你。今晚召开题材汇报会,你参加一下,就当送你吧。那天厂里所有导演、编剧和编辑都到了。沈寂默默地坐在一旁听各人汇报题材,但他仍惦记着《琼岛英雄花》,想到这是他可以向艺术家们介绍这个剧本的惟一机会,就悄悄地回到办公室取出剧本。当他回到会议室时,谢晋正发言说,完成了《女篮五号》后已无合适剧本,他准备下生活去。沈寂当即告诉谢晋,他手里有个很好的剧本。谢晋与沈寂是老熟人,笑着说,你的眼光不会错。当晚,谢晋一口气看完了这个剧本。 

  第二天,当沈寂夹着行李来到厂里,坐车准备出发时,谢晋匆匆赶到,告诉说,这个剧本他要了,要沈寂留下与作者联系。沈寂说,不行,我要去劳动改造了。谢晋看着他,四目相对,沈寂不知再说什么,马上回到编辑室找出梁信的通讯地址,交给了谢晋。原本该是后来《红色娘子军》编辑的他,就这样被“押”着离开了电影厂。 

  沈寂先在宝山农村劳动,后又转到上海电影局的农场“改造”。假日回厂汇报,有人告诉他,梁信到上海来修改剧本,问起怎么会用他的剧本时,谢晋告诉是厂文学部一个老编辑推荐的。梁信提出见见面,谢晋不好意思说他已去劳动改造,只说他出差在外。1962年,《红色娘子军》荣获百花奖,梁信在获奖会上又问起沈寂,但沈寂依然不能和他见面。 

  “文革”结束后,沈寂重回上影文学部。1979年,梁信编剧的《从奴隶到将军》在上影厂开拍,他再次来到上海,在文学部遇到谢晋,又问起沈寂。谢晋马上在楼下高呼,沈寂匆匆下楼。梁信一见到沈寂就开口介绍自己:“我是梁信!”不等沈寂回答,接着说:“我的《红色娘子军》全靠你推荐,我要感谢你。” 

  在中国电影一百年纪念盛典上,《电影传奇》的主办人崔永元特地录制《红色娘子军》的创作过程。第一位发言的梁信讲述如何编写剧本,最后又提到沈寂:“是上影厂的沈寂发现《红色娘子军》,他是一位有目光的编辑。”

  梁信为什么要这样说?原来,当年他创作完成剧本《琼岛英雄花》后,按照当时部队人员创作电影剧本必须先交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规定报了上去。八一厂认为“很有基础”有意拍摄,后却意外发生变故,于是就近转至珠影厂,但又久无结果。就在梁信表示“事已可一可二,不可再三再四”之际,时任广州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的戴碧湘感到“不能就这样埋没了”,坚持将剧本打印分别改寄长影、北影和上海的天马、海燕、江南等制片厂,此时已是1959年初春。

  据梁信说,当时,分寄给全国电影厂和剧团的剧本足足打印了40本。有的退回,有的毫无音讯。正在他绝望之际,接到了上海天马厂的电报。此电报,正是谢晋根据沈寂提供的地址向梁信发出的。 

  沈寂为中国电影史还留下浓浓一笔的是,他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 

  1980年,作家童恩正的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部科幻题材的小说引起了沈寂的注意。熟悉世界电影史的沈寂,深知科幻片在西方电影中很早就出现了,而我国至今仍属空白,所以,他很想尝试创作一部科幻电影。沈寂向童恩正提出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想法。为了不节外生枝,在剧本还没有创作出来的情况下,沈寂就向“上影”领导提出了拍摄要求,厂长徐桑楚经过一番考虑后,果断拍板。

  因为是第一次接触科幻题材,在初稿的创作过程中,沈寂首先遇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死光”到底是什么颜色?为此,他特地请教有关的科学家,而科学家的回答却是“死光没有颜色”。没有颜色怎么拍电影?“视而不见”是视觉艺术最“忌讳”的。为了解决“死光”的问题,沈寂也来了个大胆的科学幻想,干脆就用红色的光来代替“死光”。“死光”的问题解决了,可是又有人对剧本提出了是文学还是科学的疑问,沈寂肯定地回答说:是文学加科学,科幻片嘛,就是要敢于大胆幻想。影片放映后大获成功,证实了剧作家的“大胆幻想”是正确的。尽管在今天看来,这部影片还存着某些方面的不足和遗憾,但这毕竟是中国第一部科幻影片。 

  沈寂因之被上海市科委授予“公众喜爱的科幻电影优秀编剧”。在中国科协成立五十周年之际,电影又以最高票数斩获“公众喜爱的科普作品”奖。 

  吴贻弓:“有人赞誉他是一部早期中国电影史的活字典,我觉得一点也不过分。”

  对于钟爱的电影事业,沈寂至今不离不弃,除了撰写上海影人的传记外,沈寂还为许多影片中的上海情节把关。在影片《色·戒》拍摄时李安导演就给了他一个特殊的头衔:史实顾问。李安知道沈寂认识《色·戒》作者张爱玲。敌伪时期的沈寂生活在上海,还因从事爱国活动被日本人逮捕过,于是登门向他请教。沈寂解答了他的疑难问题,还详细介绍了当时南京西路事件的开枪地点等情况。李安为使影片浸漫着一股浓浓的上海风情中,大到场景的设置,小到旗袍的样式,甚至连淑女走路时的仪态,均要沈寂一一首肯。 

  沈寂先生告诉我,上世纪关锦鹏拍《阮玲玉》的时候,要他参与写剧本,他没写。他说他的书是传记,如果有用就直接拿去用好了。后来有他的镜头出现在电影里,“这是演员张曼玉访问我。喏,张曼玉那年就坐在你坐的地方。张曼玉还问我,沈老师啊,阮玲玉漂亮还是我漂亮?我觉得不大好说,说阮玲玉比她漂亮,关导演会失去信心的;说她漂亮,好像又有讨好眼前人之嫌。于是我很快地回答,不同年纪不同漂亮。她后来有些镜头演得太好了,当时她才20多岁,不大会穿旗袍,我就教她;后来她在《花样年华》中,旗袍就穿得非常多姿了……” 

  这么多年,电影从来不曾淡出过沈寂的生活,记忆一旦打开,老人神采斐然,充满兴致。

  1984年,沈寂创作的人物传记小说《一代影星阮玲玉》在《解放日报》连载,引起极大轰动。后来出书,初版首印即达十万册。首战告捷,沈寂马不停蹄。他接着写出第二部传记小说《一代歌星周璇》,亦首印十万册。阮玲玉与周璇的两部传记小说的写作成功,为沈寂赢得极大声誉,使他成为身在电影界、名在文学界的“两栖作家”。今天,我们再来看他的传记创作,确有独到之处。特别是人物传记小说《一代影星阮玲玉》创作后,还揭开了阮玲玉的真正“遗书”之谜。

  沈寂早期踏上文坛,以小说闻名。那么写传记小说,对他来说,不是一件难事。然而,以真实的人物原型写小说,与完全虚构的小说创作有本质的不同,传记小说要求人物的真实性、形象性与事件内容的可靠性。为此,沈寂除了早年的积累,还要收集新的资料,采访一些当事人,把人物经历的事件,以及来龙去脉都要确确凿凿搞清楚,所谓“字字有依据,事事有出处”,这是他对传记小说写作的自我要求。

  以小说形式,再现阮玲玉短暂而坎坷的一生,这是沈寂早在四十年代就已萌生的想法。1949年,沈寂在香港入电影圈工作时,即开始收集和研究阮玲玉的资料,曾先后访问过与阮玲玉共事过的前辈影人如林楚楚、卜万苍、费穆等,曾有过与著名导演朱石麟合作编导阮玲玉传记影片的打算。程步高还专门陪沈寂去采访影星胡蝶。从胡蝶那里,沈寂知道了更多阮玲玉的往事旧闻。胡蝶对阮玲玉有颇高评价,说她的演技是“超人一等”,“能演各种角色,而且演得都很像”。通过采访,沈寂了解到,这两位中国电影明星有着高尚艺德与珍贵友谊。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杰出的电影演员,竟在旧社会反动势力的迫害下,于1935年3月8日愤然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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