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教务长又把施平和杨国华两人接到蒋介石的别墅——“澄庐”。蒋介石见到他们两人时，一反昨天的神态，询问他们是哪里人、父母是干什么的，等等。接着话题转到关于开除学籍的问题，说：你们都是优秀青年，前程远大，在学校要好好读书，将来报效祖国。不久，国民党南京政府被迫撤换了反动校长，由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教授担任校长。竺可桢就任后，恢复了施平和杨国华的学籍，并发给了浙江大学的毕业证书。

　　5月27日，各省市学生代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施平到达上海出席了会议，并被选为全国学联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特种委员会主席。会后，施平在杭州被国民党杭州市警察局以“共产党”罪逮捕入狱。当时施平并没有入党，他坦然以对，严加驳斥，加上外界营救，不久获得释放。1938年1月，施平正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党的直接领导之下转战大江南北，在浙江、江苏、安徽等多处担任县委书记、团政委和县抗日自卫队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参与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过程，直至新中国的建立。

　　潜行海滩 护送邹韬奋去军部

　　1943年1月初，施平正在太东县进行农村调查，区党委通知他暂停调查回机关。施平回到机关后，陈丕显同志对他说，有一个临时的重要任务要他去完成，即护送邹韬奋先生北去军部，再由军部派人送他去延安。随行的有师警卫团副团长姜子和率领一个连保护，另外还派了一名医生看护治疗。施平很惊异：“韬奋怎么到了苏中？”他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务。

　　施平对邹韬奋早已敬仰于心了。1935年韬奋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成了他的必读之物。“一二九”学生运动过程中，《大众生活》对全国学生起了巨大的鼓舞和促进作用。施平领导浙江大学学生占领杭州火车站，冲到南京去与反动军、警、特斗争的详细情况，很快就在《大众生活》上得到了反映，通讯的题目是《雨雪中十小时》。救亡活动的信息由之传向全国，传到国外。这篇通讯给了施平和全校同学极大的鼓舞。

　　施平了解到韬奋是1942年11月从上海化装秘密进入苏中根据地的，是党中央的安排。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他原在重庆主编发行广泛的《全民抗战》三日刊，并任“国民参政员”职务。“皖南事变”发生后，他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职务。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出走香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辗转到上海。此时，上海日本宪兵和特务、汉奸时常在马路上枪杀进步人士，住在上海危险很大。他的左耳和头常常疼痛，当时也顾不上请医生仔细诊断治疗，就到苏中来了。

　　韬奋的到来，受到粟裕、陈丕显、管文蔚等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和接待，也受到广大干部和各阶层人士的欢迎。韬奋进入解放区后，第一次享受到了真正的自由，他的兴奋心情可想而知。他对根据地的情况很感兴趣，还做了调查研究，并且抱病作报告。

　　从南通到阜宁军部所在地，直线走不过四五百华里，但要避开大道绕海边而去，弯弯曲曲，难以准确测知有多远，估计可能超过六七百华里。施平他们动身后，用了约两天时间，向东北直插到南通与如东之间的海滩。为了安全，他们决定在海滩中潜行。海滩窄处离岸有一二十华里，宽处可达五六十华里，野兔、野獐、野牛出没其间，韬奋是第一次行走这样的海滩，感觉很新鲜。施平告诉他，这个海滩的价值不只是荒草和光滩，当地老百姓说，海里三年爬上来一条“金牛”，海滩全是宝贝。韬奋说，人们说苏北贫穷，实在是睡在金牛旁边讨饭吃，将来把这些资源开采利用起来，对改变苏北的贫穷面貌会起到很大作用。他说，由于社会制度的落后，中国丰富的资源，在各地都这样废置着，这是我们要建设新中国的重要根据。韬奋只要左耳和头不痛，就要向当地干部、渔民、盐民作详细的调查研究，除有关生产问题外，尤其注意建立根据地以后给他们带来了些什么变化，他们是怎样行使民主权利翻身做主人的。

　　一路之上，韬奋对现实的关注和求知的欲望，给了施平和姜子和同志很大教育。令人难过的是韬奋的头痛一天比一天厉害，动身开始时，和施平他们交谈得很多很广泛，但后来逐渐减少了。可以看出，韬奋疾病缠身是多么无奈，施平和姜子和同志多么希望在路途中能找到医生，减轻他的病痛，但在荒滩野涂上真是“呼天不应，叫地不灵”！随行的一位医生也想不出更多的治疗办法。施平等人满心希望迅速赶到军部，那里有耳科、脑科医生和较好的医疗设备，可以为他治疗；可是，看着他的疼痛，经常是咬牙上路，施平等又不能走得太快，真是焦急万分。起程的头三四天，韬奋还能骑马慢行，随行医生每天给他滴洗双氧水，一天能走四十华里左右。后来他觉得忍受不住马上的颠簸，骑马很吃力，施平他们只好请他坐担架，没有帆布或网兜之类的担架，只能借老百姓的门板，铺上茅草，垫上褥子，让他睡在上面，请老百姓抬着行走。躺在担架上比骑马是省力多了，但颠簸仍难受，因此行进很慢，每天只能走二十多华里路。有时候韬奋觉得头不太痛，他就自己步行，走走歇歇，歇歇走走。

　　有一天，经过一个小村庄，见有迎亲的新娘子坐着花轿，施平就和姜子和商量，认为给韬奋换坐轿子可能会好些。看着新娘子下轿进家，迎亲的事已毕，他们就去找村干部，商量借花轿和轿夫的事。村干部听说是送一位新四军的患病客人，一口答应了，迎亲人家也没意见。于是施平就请韬奋改坐花轿，花轿上的大红“喜”字还贴着，老百姓看着都笑了。坐轿子，韬奋觉得比睡担架好，可以坐着、靠着，还可以挡风。可是，轿子上下晃动，时间一长，他的头又痛了，于是坐了两天后，又改为睡担架和自己走路替换着慢慢行进。不论换哪一种方法，都无法免除振动，幸好头痛是间隙性的，有时候好一些，所以还能坚持行军。如此长途跋涉，要不是韬奋具有极其坚强的意志，怀着早到延安的愿望，是坚持不了的，这使施平他们钦佩不已。

　　大概走了二十多天，终于走到了军部所在地，但留守的新四军三师同志说，由于敌人要对这里进行“大扫荡”，要袭击华中局和军部机关，所以军部在十几天前已经转移到淮南去了。军部首长交待，韬奋先生到达后，稍事休息，即由三师迅速护送去淮南。施平等人完成任务和韬奋依依惜别时，韬奋请他向粟裕司令员、丕显同志及苏中党政领导同志和干部，转达他深深的谢意，还说今后只要有机会，他一定要重返苏中进行新闻采访，对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进行仔细的研究。最后，他亲手交给施平一笔款子（大约是三千元），说是粟司令员和丕显同志交给他作旅途上用的，现在一路上都不用自己花钱，这笔钱没有什么用处了，本应交还组织，但因他上海家中经济拮据，请施平把这笔款子送交他夫人沈粹缜。施平答应了。施平知道，韬奋和他的家人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而且经济上经常发生困难。此次韬奋离开上海赴延安，家中就断了经济来源。

　　施平回到苏中区党委后，立刻就把这笔款子交给了区党委秘书长吴伯文，请组织上通过上海地下党交通送到沈粹缜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