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每次回到上海，不是严冬就是酷暑，于是对于这座城市，也多少有了些和童年里大不同的领悟。

　　我小的时候住在田林，刚搬去的时候，宜山路还是一片农地，每天傍晚，母亲要拉着我的手穿过猪圈去倒痰盂。18年后读大学时，我随母亲搬迁到了浦东耀华路附近，那时田林已经是壅塞闹猛之地。相较之下，浦东南路却路广人稀。一入冬夜，就萧瑟如荒原。有一天晚上我坐隧道二线到昌里路下车，路过蔓趣公园门口，只见三根光秃秃的树杈，忽然有些感动，拍了张照，昏黄灯下简直分不清楚是雾是霾，烟笼寒水月笼沙。顿时觉得，即使外面再温煦，眼下这才是真正的家。那是宽阔的马路远方，寥落的烧烤摊头，呛人的白烟已是这片地域上最动人的萤火。最大的温暖不过如凛冽严冬下好不容易点烊的烟头，它本身是烫人的，但可供携带的暖意却那么有限，难以分享。

　　小的时候我以为，所有人都知道冬天应该是这样的。如今却知道不尽然。有些地域，即使成年人都不知道在冬天洗手，手指冻成胡萝卜一样粉红是多么寻常。上海的冬天，兀自肆虐四季中最为严酷的凛冽，但到底，不管多难，日子还是要活色生香地过下去。

　　四年前我还在台中当交换生时，记得夜市里有一家烧腊店的老板娘是上海人。嫁到台中二十年，她对制作台式便当已经熟稔得宛若当地人。听我们说上海话她就好激动，一个劲问我们过年回去要不要订牛轧糖，她说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们不懂得，其他东西都没啥意思，只有这个糖最好吃。”我不知道她口中的“他们”指的是谁，是在台湾观光的非上海人，还是台湾人，还是……上海人里面“不懂的”上海人。但我大致能够理解她口中这种“他们”和“我们”之别，是强势的、任性的、又带着体贴的自以为是。她到哪里，不管生活得如何，那种莫名其妙的矜贵与“他们不懂”的自信都能随身携带，是隶属于上海的根。

　　台湾作家蒋晓云的小说里写上海人对话，“大妈妈”书面写的是“笃妈妈”，“派头大来兮”写成“笃来兮”，借了音，上海人都能看懂。我自己也写了不少台湾，但对照台湾朋友笔下的上海，每读一次都有奇妙的感受。

　　历来，上海人都承担着非议，然而习惯成自然，非议甚至也自呈为文化。我刚到台湾的时候，就被学院中对张爱玲小说的绝对推崇震撼到。台湾文学所有大量研究上海租界、张爱玲小说的青年学生，然而那是显微镜下的上海，总觉得与我所亲历的上海太不相同。而即使不是研究上海，异地的理解同样有许多奇妙的碰撞。有一天课上学《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讲嘉靖年间神偷懒龙散财好义趣事，将偷来的钱给穷人并吩咐，“这些财物,可够你一世了,好好将去用度。不要学我懒龙混账，半生不做人家”。同学分析，这反映了懒龙没有成家的孤独心境。然而“做人家”不就是节省的意思？“孤独”在字面上倒暂时无迹可寻。

　　要理解上海在凉薄背后的暖意并不容易，牵扯了太多的世故人情，可谓一言难尽。秋冬时，饭桌上的黄酒热、鳗鲞香，只需要一点点沉淀的时间，距离掏心挖肺的耳热之时倒也不会太遥远。然而不知凉，又何来对热的懂得。不知辛苦，又何谓对幸福的珍惜。

　　记得有一次我去肿瘤医院看化疗中的外婆。电梯堵着好多人，有个上海的病友轻声对旁边的说，“我跟侬讲，这个真的没有办法，急也不是这么个急法。我教侬一只办法，侬要么试试看，就是回到家里一直放《大悲咒》，侬可以放得轻一点，不碍的。”这有什么用呢，我心想。

　　她说，“其实我也不相信的，但这样侬心里会稍微适宜一点。”

　　不是病人，而是“侬”。而侬，就是我。世事无常，但心里稍微适宜一点，总是这个严酷冬日里最体贴的一点点萤火。